你真的在努力尝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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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印象最清晰的记忆，是跟母亲一起奔跑。我们周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男人、女人和孩子，猫狗、牛羊和鸡鸭――也在争先恐后地狂奔。那是1927年，当时我9岁。我们正向高出我的故乡阿肯色市的那座大坝跑去。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另一座大坝决堤了，河水汹涌而来，横冲直撞。我们为了逃生而疾步飞奔。
滔滔洪水在我们身后奔腾。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觉得似乎肩关节都要脱臼了。我们能赶在被激流卷走前跑上大坝吗？
这是一个恐怖的时刻，生死存亡未可预卜。紧接着，母亲加快了速度。当我们攀上又湿又滑的大坝斜面时，大坝上的人伸出手，将我们娘俩拉离了险境。然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衣物、我们的家具、我们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点钱――统统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我的母亲名叫格特鲁德・詹金丝，1891年8月4日降生于密西西比河畔。其时正值黑人惨遭私刑和种族歧视迫害的时代，三K党分子猖狂地将黑人商贩赶出商业区，将黑人政治家逐出权力机构。她只念完了三年级，即因贫困被迫辍学，下地里干农活。她很小就随家人搬迁到阿肯色市，在那里靠帮佣为生，并成了当地教堂及公益组织的积极分子。她总是充满了希望，总是兴高采烈。
我父亲是个和善的男人，他并未严肃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在锯木厂的一次事故中身亡，那时我只有6岁。一年后，我母亲与替面包店送货的詹姆士・威廉斯结婚。他是一位好心的继父，我们从没有发生过口角，部分是因为我母亲在家中的支配地位。当我淘气或做了错事时，她总是扬起一根软树枝教训我。曾经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不吸烟。对了，我所以不吸烟，是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房背后抽烟被母亲逮住，把我狠狠揍了一顿。当时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们是没有钱，但我们并不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我从来没挨过饿。冬天，我们有暖气不致挨冻；盛夏，我们会摇动那台旧冰淇淋机做冰淇淋吃。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还享有比我周遭的脏污、汗水及痛苦更好的东西。
问题是，阿肯色市不为黑人提供中学教育。因此，当我1931年秋进入八年级时，我的祖先们所过的苦役般耻辱的生活，似乎不久便会落到我的头上。
我压根儿就没想到母亲坚韧不拔的决心。她认为，只要你努力尝试，就没有办不到的事。阿肯色市没有供黑人就读的公立中学，但在芝加哥及其它的北方城市，并非没有这样的学校。已有许许多多的黑人为此迁往北方，如果我们能省出买火车票的钱――那对我们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便可以跟着这些黑人北上求学。
当我1932年6月毕业时，母亲床垫下的钱仍不够我们去小石城，更不用说去芝加哥了。即使如此，母亲也决没有犹豫彷徨。她愈发加倍努力――为50多个工人做饭、洗熨衣服，承接随时出现的每一桩活计。整个夏天她忙个不停。
但随着夏季的消逝，情况变得清楚了：在开学前，我们将凑不够去芝加哥的车费。就在我万分失望的当口，母亲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说：“你要继续留在八年级复读，直到咱们攒够去芝加哥的盘缠。”她不想让我在街上野跑，她不想让我开始做苦力的生涯。
人们纷纷嘲笑我们。邻居问母亲莫不是疯了，竟为了一个未必有出息的男孩作出这些牺牲。母亲一言未发。她继续埋头苦干，为实现自己的心愿攒钱。她叮嘱我：“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坚定不移地努力，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
尽管继父也怀疑这么做是否明智，但一年多来母亲从未动摇过。1933年7月，最后一张含辛茹苦挣来的血汗钱终于添加到那堆角币上。母亲把脸转向北方，长长地舒了口气。
为了不惜一切使我们娘俩留在阿肯色市，继父警告说我们去芝加哥是在自讨苦吃，我们将会站在失业者的长队里，在冬季凛冽的寒风中被冻死。我知道母亲对继父的爱有多深，我想这是她一生中最勇敢的行动之一：离开她深深爱着的男人，带着我踏上去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旅程。她的心也许已经碎了，不过，当我们登上火车时，她没有表现出丝毫踌躇。她爱我的继父，但她更热爱自由，更渴望让儿子接受像样的教育。
我欣喜若狂地倚着车窗，既满怀希望，又有几分畏惧。我15岁了，从此一切都将不同于过去。
到芝加哥后，母亲去为有钱人家当佣人。一年后，继父也赶来了。我入读的是杜萨博中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942年，我萌发了创办我的第一份杂志《黑人文摘》的念头。万事俱备后，我碰到了最后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我需要500美元来购买邮票，以便向潜在的订户寄发征订信。如果我有一定的有形财产作抵押，一家贷款公司打算贷给我这笔钱。
当时，母亲在我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置办了些新家具。我于是央求她让我用这些家具作那500美元贷款的抵押品。打我记事以来，母亲头一回犹豫不决了。为了买这些新家具，她辛辛苦苦干了好久好久，她不想失去它们。我软磨硬泡，苦苦哀求，她最后说：“这事我得问问上帝。”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回家问候母亲，看上帝是否说了什么。而母亲总是说：“不，我还在祷告。”于是，我便同她一起祈祷。母亲终于松口了：“我想上帝希望我这么做。”
到1943年，《黑人文摘》大获成功，订数猛增。我总算有能力做我多年来梦想的事情了。我让母亲退休，告诉她不用在外干活了。那天，当我对她说我能养活她时，母亲哭了，我也哭了。一种轻松感、一种成就感霎时涌上我的心头――在这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么一种感觉。
从1918年我呱呱坠地到母亲去世那天，59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相见相叙。无论我走到哪里――在俄罗斯、在非洲、在法国――我一天至少要跟母亲通一次电话。有一次在海地，我曾爬上电话线杆给她打电话，人们讥笑我这种“傻冒”的举动，但是母亲理解我。
每逢事情棘手时，我便挂电话给母亲。她总是说：“你能摆平的。”
一个特殊的日子，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处境最糟糕的一周，我在电话中说：“妈妈，您知道，我看样子快要失败了。”
“儿子，你在努力尝试吗？”母亲说。
“是的。”
“真的。”
“那好。”她结束谈话说，“不管啥时候，你只要努力了就决不会失败。惟有不努力你才会失败。”
无论从体魄上还是从精神上看，母亲都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不从她的精神“面包”中吸取营养，我一天也没法过。
继麟摘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