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山西闻喜我的“万元户”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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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是县城里最早的个体户，并误打误撞成了第一批万元户，还第一次有了“行贿”的经历。
我的父亲母亲是在媒人的介绍下见面的，尽管他们已经回忆不起太多那时的细节，但是，他们像中国上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用这种方式结为夫妻。
父亲年轻时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张丰毅，母亲则是大大的眼睛，梳着长长的辫子。我一直认为他们也是“一见钟情”，因为即使外公后来反悔，母亲仍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父亲。
一年后，有了我。再四年后，弟弟趁着计划生育初期管理不严，也来到人世。我们俩就在山西省运城地区闻喜县的县城里长大。
县城的火车站30年来几乎未曾改变。火车站正对着一条坡度很大的马路，父亲那时工作的地方――闻喜县运输公司就在这条马路边上。我出生时，家在公司厕所旁的一间平房里，弟弟出生时，我们搬到了公司那间大修理厂的二层。爬上一段陡长的楼梯，越过一截用铁板拼起来的过道，就到了本是仓库的我们的新居。这个家留有我童年的大多回忆。
不听话时被母亲追打。逃下楼梯，一直跑到公司大院里：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差，爬到砖垒起来的栏杆上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带着弟弟去看录像，他从高高的凳子上摔下来，鲜血直流，我在旁边吓得直哭，直到有个好心人背他送回家来，救回一命……
也是在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开始了创业史，并且误打误撞地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县城里的第一批“万元户”。
购车
我的父母都是在不满18岁时从农村来到县城，成为工人，为每个月能拿到17元的工资而欢喜着。母亲在县陶瓷厂粘杯子把，父亲在县交通局马车运输社做出纳。与繁重的农活相比，县城工厂里的工作已经令他们心满意足。
到弟弟出生时的1980年，父亲已经调到县运输公司做司机，与出纳相比。当时的司机是技术工人，补助高些，每个月可以拿36块钱。弟弟出生时，又黑又瘦。整天嚎哭，又没有奶水。只能每个月花12块钱专程为他订牛奶。家里经济陡然紧张起来。为了拿到跑远途，每趟两毛钱的补助，父亲那时总“在路上”，母亲停了工作照顾我们姐弟。日子过得很紧巴，总觉得吃得不够饱和好，所以对食品的热爱深植在我的骨髓里，直到大学毕业很多年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得以纠正。
现在想来，也许是弟弟的出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轨迹，以他做事谨慎不图名利的性格，他会一直做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拿到退休金。可是现实要求他再多赚些钱养家，再加上运输公司的运营状况并不好，颇有摇摇欲坠快倒闭的迹象。
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似乎还没有那么快能从京城吹到我们这个中等省份的小县城里，一切买卖尚在凭票证进行，买肉要有肉票，买粮用粮票，买电视用指标，更别说买汽车了。
到了1984年，事情起了变化。在父亲的回忆里，“一道关于‘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经商’的文件精神下达”，县城里嗅觉灵敏的人开始行动起来。其中就有父亲的朋友，我的敏杰叔叔。
叔叔那时在闻喜县后宫公社上班，后宫公社有个水泥厂，按照新的文件精神，以水泥厂经商的名义，可以要来一个车辆指标。而实际上，那个建在山上的小小的水泥厂并不需要车，于是车的指标在加了管理费后被转卖给了我的父亲。车辆价值19000，管理费用3000，总价值22000元。
在手里有100元存款就被视为富人的那个年代，22000元是个天文数字。但母亲这个人好强而敢于冒险，她决定贷款买车，让父亲停薪留职。自己跑运输做生意。运输公司有六七十个司机，只有父亲要单干了。
父亲通过自己的朋友在闻喜县河底镇信用社贷到15000元，余下的钱则是从亲戚处东拼西凑来的。借钱的艰辛自不必说，买车亦很费事。
1984年9月的一天。父亲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别人，用一个黑包装了两万多元的现钞和那张车辆指标，坐上火车去了湖北襄樊提车。第一次抱着那么大一笔钱出门，两个人一路上都不敢睡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小小的车站。“下了火车后找不到路，我们沿着火车道走啊走，足有十几里路后，走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了，找到了东风厂的库房，那时天都黑了”。很多年后。父母仍然清楚地记得个库房。
硕大的库房里停放着很多辆东风牌汽车，一律地蓝色，晃得人眼热。不过即使交了款办了手续，购车的人仍要继续等待。等着某天某个时辰，叫号的人叫到你的号码。这时，库房门洞开，一辆崭新的东风车驶出，那就是你的了。至于挑选是绝不可能的，车况好不好。只能听天由命。
即便如此，当属于我们家的那辆带马槽的东风车被交到父母亲手里时，他们欢喜地“又摸又擦”，奉若至宝。开车回来，“七八百公里的路程，一路下雨”。
运营
父亲母亲现在是县城里最早的个体户了，这辆蓝色的大家伙引来很多注视。车开回来后停放在运输公司修理厂内，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四条轮胎被划过，其中两条深有数寸。伤及内胎，不得不换掉。一条轮胎580元，两条1160。母亲心疼得两天不进食。但这件事报案后终归不了了之。
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部分。要么安于现状，靠工资吃饭：要么敢于冒险，自己单干。但自己做的风险大。前路不明，而且易招来嫉妒与事端。车辆运营后的状况也是如此。
每个清晨，照顾好我们姐弟的早饭后，母亲就站在二层楼台上看运输公司调度室的门前――想要来运送货物的人会在那里登记。只要看到人。母亲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去，去问人家，想要运什么运往哪里，然后报出比公司更低的运费。在父亲的记账薄里，当年的“汽油价格为每公升7毛2分8，40-50公里的路程，运费差不多三四十元”。因为个人买卖不活跃，大多运输都是单位之间的短途。更重要的是，装车工人效率非常低下。―趟短途，装车花费4、5个小时，卸货花费3、4个小时，以时间成本计算，利润并不高。但比起单位的工资，收入自然高些，可是也要辛苦得多。
如果人手不够，父亲还要帮忙卸货。有次，正好母亲也同行，拉一车无烟煤从闻喜到白石，大约几十公里的路程。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装车工人居然下班了，无人卸货。父母亲只好自己将那车炭卸了，一身黑灰地回家。
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从1984年9月直到1985年4月，父母一直这样运营着车。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一起出车的日子是幸福的。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口袋里有高达1元钱可以支配。通常，我会去公司门口的“永济扯面馆”里花5毛钱要一碗扯面，里面有好大一勺猪油，拌开来香极了。
但政策也在“摸石头”时变化着。1985年，又一纸关于“党政机关不能经商”的文件下来。接着因为有人举报，“后宫公社倒卖车辆指标”一事甚至上了《运城地区报》。1978年，父亲因为不慎用登有主席照片的报纸包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