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济宁的建制沿革及其发展探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明清时期济宁的建制沿革及其发展探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明清时期的济宁建制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演变，其沿革变化的过程突显了济宁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考察并厘清明清时期济宁建制沿革的原因和经过，不仅有助于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因，也可以窥见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地区建设的独到性。同时，这一时期的济宁由于得益于运河的开通而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镇，其发展既有运河沿岸城镇的特色，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对济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济宁；建制沿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D6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9-0006-02
一、明代济宁建制沿革
济宁是山东省鲁西南的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素以“孔孟之乡”、“江北小苏州”著称。其建制沿革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众所周知，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或者调整一般都是在王朝稳固以后或者王朝鼎盛时期，经历重大历史事件变革的情况也有，但不是很多。对于济宁的建制而言，“明承元制，称济宁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废济州，改济宁为府，治任城，割砀山、丰县属，徐州、肥城属济南府，虞城属归德州，以单、嘉祥、曹、定陶、城武、鱼台、滕、峄八县来属，并原领巨野、郓城、金乡、任城共十二县，又领兖、沂、东平三州。”[1]要理解济宁这种建制的升降变化，且看明代的地方制度：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首先从地方开始，设立三司[2]，布政司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分为二级：第一级是府，长官为知府；直隶州，即直属布政司的州，长官为知州，其地位和府相等。第二级是县，长官为知县；一般州（也叫属州）的长官为知州，其地位与县相等。它把元朝的路、府、州、县减少了一级，分散了地方的权利，达到了加强集权的目的。由此我们说济宁废州改府是其政治地位上升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产物，为此洪武元年废州为府成为济宁建制史上的最高规格。
之后济宁降为兖州府所辖的一个很平常的散州。直到永乐间由于漕运的原因国家再次开通由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济宁才以其“南控徐、沛，北接汶、泗”，“南通江淮，北达京畿”[3]的地理优势成为南北转输的重要码头和鲁西南的商品流通枢纽，济宁的政治地位得以再次确立。济宁建制规格的上升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当然还包括其在组织经济运作方面的功能。明代济宁得益于漕运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镇是迫使中央提升济宁政治地位的主要原因：运河的浚通使得济宁成为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运河之中“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商贾多不可籍数”[4]到永乐末年济宁已是“商贩说聚，百货倍往时”；商业已经非常繁盛，“明代济宁城内已有布市、棉花市、杂粮市、牛驴市、篦子市等专门市，夏布商、葛布商、姜商等都是济宁的大宗客货商人”。[5]
“正统十一年（1446年）割定陶、曹县属曹州，而济宁领三县：嘉祥、巨野、郓城。”[6]显然，济宁这时期在政治上的地位下降了，所辖区域也缩小了，这与当时政治黑暗、宦官专权有密切的关系，但更为直接的当是正统年间济宁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正统三年）山东济宁州属县奏‘七月中骤雨河溢，军民庐舍俱被倾荡，田亩禾稼淹没无遗’”；[7]“（正统四年）兖州府奏‘属县有蝗’”；[8]“（正统十年）山东兖州府济宁州曹县等县各奏：‘蝗蝻间发’”；[9]直到正统十二年，“济宁等卫所州县人奏‘旱蝗相仍，军民饥窘，鬻子女易食，掘野菜充饥，殍死甚众。’”[10]可以想见济宁在正统年间的发展举步维艰，已经无法更好的履行其调控民生的职责，这种调整也是为了更好的调配资源以利于地区建设，将曹县、定陶划归曹州府可以说这是国家职能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更加理性的表现。
二、清代济宁建制沿革
清顺治初年因袭明制，济宁州隶兖州府，领嘉祥、巨野、郓城三县。这一时期对明代制度的沿袭主要原因就是清朝入主中原时间尚短，要想站稳脚跟必须对原有的制度和区划有所承袭，稳定民心，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顺治年间的地方政策就突出了这一主题，保留济宁州的建制就是一例。到雍正二年（1724年）将济宁州升为直隶州，仍领三县。关于济宁政治地位上升的经过及其原因《世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首先是“山东巡抚陈世倌言；‘兖州府辖二十七州县，幅员既广，管辖殊难。请改设直隶州分辖，将兖州府属之嘉祥、巨野、郓城三县，分隶济宁州，将济宁州升为直隶州，统辖各县。一应考试，照知府之例处分。’”然后是“户部等衙门议复：……均应如所请。从之。”[11]
从上述《世宗实录》上对济宁州升为直隶州的记载上来看，山东巡抚的请求在这里被雍正批准了，君臣的出发点都是因为原来辖区大，管理不方便；官员职务卑小，不足以任其事，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才进行地方机构的调整。而从明代就已经成为商业城镇的济宁也符合清代直隶州的规格和标准[12]，提升直隶州，意味着该地区被重视。
另一方面，河东总督田文镜也曾说：“我皇上眷念中土，特增加直隶，事得专达”。[13]
直隶州属于省里，题授由督抚进行，他们对州县官的考核和任用权实际上加大了，使皇帝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指导。这是同雍正革新中对地方改革的初衷相吻合的。
结合历史实际和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断定雍正时期济宁直隶州的确立一是因赋多事烦；二是因通漕；三是因人口增殖，所有这些都是雍正为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增收，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所以说，保证赋税是产生这种变更的基本原因。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对济宁州升为直隶州的请求是通过“户部等衙门等的议复”而实现的，而户部是当时的财政部门,主管国家的财政大权，所以济宁升为直隶州与赋税征收密切相关。另外，“照知府之例处分”的记载也表明了直隶州与府在职能、管理和待遇上的相同性，直隶州的主要机能也在财政方面。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济宁州由散州升为直隶州的变化有更重要的制度改革上的意义。这同样与当时的改革背景和统治政策相吻合。
雍正八年“济宁州仍属兖州府，不领县”。关于济宁建制规格降低的过程《世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首先是河东总督田文镜上疏：‘至从前所改直隶济宁州，仍归兖州府管辖。其济宁州原辖之巨野、嘉祥二县，改隶曹州。郓城一县，仍隶兖州。’”其次是“吏部等衙门议复”，然后“应如所请”。 [14]可以看到随着新增曹州府地位的确立和政治职能的发挥，济宁所辖县分别隶属曹州府、兖州府，这固然与曹州府和兖州府的政治地位有关。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请求是通过“吏部议复”而实现的。而吏部在当时掌管人事权，地位最高，是公认的首席部。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济宁建制上的变动更多的是人事任免和政治派系之间斗争的结果。而且我们注意到提请奏疏的是皇帝最宠爱的大臣田文镜，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就近管理原则也更加科学。
“乾隆四十一年又升为直隶州，割兖州府之汶上、嘉祥、鱼台三县来属”，“四十五年以后，汶上还属兖州府，另割金乡来属。”[15]随着康乾盛世的继续，济宁漕运地位更加稳固，经济繁荣，提升济宁的建制规格也是为了履行直隶州的行政职能，保证济宁赋税收入。
三、小结
明清时期大运河把济宁推向了历史的巅峰，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业城镇。出于国家政策方面的考虑，济宁建制也是历经波折，但其政治地位在明清时期居于山东首位。由于处于儒家文化发源地，所以其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建制上的变革也对济宁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明清时期济宁政治地位的确立使国家在政策方面有所倾斜，给济宁发展带来了财力和人力上的支持。由于是户部或吏部对济宁建制规格提请做出议复，首先在财政上，户部出资，可以有力的推进济宁经济建设，官绅结合也使得一些行业久经不衰：乾隆年间创办的济宁玉堂酱园就是典型一例；另外，委派良吏来治理济宁也推动了济宁地区的发展，洪武年间的方克勤、道光年间的徐宗等都对济宁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
其次，运河城镇地位的确立带动了济宁的商业繁盛。大运河不仅为济宁流来了信息、财富、技艺和人才；还使得济宁的竹器业、药材业、皮革业、酱菜业、烟草业、点心业等百业并举，当铺、钱庄、粮行、茶楼、会馆、教堂等遍布大街小巷，“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16]。每当漕运之时，“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集”，[17]因此荟萃了全国各地的名流、士绅和商贾，带动了济宁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文化上的碰撞和交融。作为商业城镇济宁由于人员流动比较广泛，所以也带来了这一地区文化上的碰撞和交融，使得文化多元，民间信仰多元。济宁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根据地，明以前民间信仰相对的较为单一和正统。但是明清时期尤其是伴随着运河的再次开通，民间信仰逐渐多元化，这一时期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信仰；关帝崇拜等在济宁地区已经开始传开，它既丰富了民间精神生活，也是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思想内涵的进一步阐释。
参考文献：
[1] [6]《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万历兖州府志二（山东）(54)
[2] 洪武九年（1376年）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再设提刑按察司、都指挥使司，并称三司，同为封疆大吏。（《明史》卷72《职官志・序》、卷75《职官志》）
[3] [15]道光《济宁直隶州志》
[4] 《明经世文编》第54，李东阳《重修吕粱洪记》）
[5] 《明史》卷81，食货五）（《济州金石志》卷4）
[7] -[10]《明英宗实录》卷46，卷55，卷131，卷157
[11] 《清世宗实录》卷14
[12] “关于清代直隶州最早的记载是：‘顺治十五年议准，直隶州知州不属府辖，知府不注考语，其直隶州所属各县悉从知州考核’”康熙《大清会典》卷十《吏部八》
[13] 雍正《河南通志》卷2《舆图序》
[14] 《世宗实录》卷89
[16] 杨士骧等修：《山东通志》卷四十《疆域志第三・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17] 康熙《济宁州志》卷八《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