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或不转:农民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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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农民是转基因技术最后的堡垒。一旦转基因的观念在农村生根落脚，就意味着中国农业将从传统的“看天吃饭”彻底走上技术集约化的不归之路。

祖茂堂，河北省高碑店市北城办事处南辛庄村农民，他也许是中国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之一。当中国农科院抗虫棉首席专家郭三堆于1994年开始研制转基因抗虫棉时，祖茂堂以一个“懂技术的农民”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转基因作物之路”。

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在祖茂堂的责任田里居然会悄悄种植着几株具有国内领先技术水平的抗虫棉单株。从协助专家进行单价、双价抗虫棉筛选、保纯、保存工作；再到去海南进行加代繁育；直到在新疆、山东、江苏等地进行区域对比试验研究，祖茂堂为农科院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提供了原始材料。

就好比人们常说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老祖――“非洲老妈妈露西”，目前在中国种植面积超过70％的抗虫棉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它或许就诞生在祖茂堂那块用来培养杂交小麦的责任田里。

如果说郭三堆作为一个顶尖生物学家也许考虑得更多的是与孟山都这样的国际种子公司竞争的话，那么出身于农家的祖茂堂则显然更关心农民的收成。2003年，祖茂堂与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抗虫棉组专家合作，共同组建了“北京银土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长。开始经营抗虫棉“银棉”种子的生意，在他看来这样就能“把种子工程变成农民的富裕工程”。

记者从北京银土地公司了解到，目前主流产品的“银棉2号”种子的价格是50元人民币一挂（一挂大约重0.4千克），而普通的杂交棉花种子仅仅只要20元一挂。然而这种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棉花的产量平均会比普通的多出25％。“只不过，转基因棉不能自己留种，否则会褪化，必须每次种植都买新种子。”

90年代的棉铃虫大爆发至今仍让大批棉农后怕。当时棉花几近绝产，棉田面积急剧下降。即使在政府强制留棉田的压力下，农民再也不敢冒风险种棉花了。

抗虫棉出现之后，人们议论的最多的就是“转基因棉抗虫吗？”开始时，抗虫棉表现确实身手不凡：虫害小了，农药用量少了，产量和效益也提高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延伸，抗虫棉也表现出它天生的弱点：棉苗一出来就和农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抗虫棉易患枯黄萎病，死苗、烂根比较严重，而且很难治愈，只能防治，需要喷施壮苗、助扎根的药剂。抗虫棉对蚜虫不抗，还得打药防治蚜虫。而在目前农药市场上种类繁多的用于棉花种植的药剂，也让农药商们在棉农身上赚饱。

喷施农药的时间间隔约3-5天，每喷雾器装满可达40斤，内含30-50毫升不同种类的农药原液，一亩地一次至少喷两桶。Bt基因确实有效地抵抗了棉铃虫，但是它对于其它相对增加的非鳞翅目害虫就无能为力了，农民们仍然只能借助剧毒农药的帮助。

而且，自从种上了转基因棉，就种不得从前的棉花种了。因为，今天的棉铃虫已不是从前的棉铃虫了，被Bt“喂”了这么多年，它们的危害性也增强了。当抗虫棉接近开花的时候，由于此时Bt基因的表达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毒素杀死棉铃虫。棉农们不得不对“抗虫棉”使用杀虫剂。同时为了增产增效，棉农们又要借助“座桃王”、“整枝打杈”等药剂防治棉铃脱落，喷施“棉桃膨大素”等使棉花多吐絮。

而且新的虫子也应运而生。有一种类似盲椿象的硬壳虫子，被棉农们为绿盲椿象。它四肢细长，形体比苍蝇还瘦弱，但是危害性很强。虫无虚发，专们“斩首”蕾铃。随着农药、除草剂大量使用，昆虫们也迅速进化：它们长出了很厚的蜡质层；消化系统可产生降解农药的酶，抗药性越来越强。而且虫子的进化速度远大于农药研制的速度，一般杀虫剂很难将成虫杀死。即使是抗虫棉的叶片上也常常布满着被虫子蚕食的缺口。

罗昭的老家在江西，这里起伏的山地不利于机械化和集约化农业的推广，“农技站的人也有说过转基因棉花种子，但是我们村里都没有人种。”她把这种现象归为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村不像是有的地方有大片的桃子或者有大片棉花。通常我们是一家人什么东西都会种点的。棉花我们也种过，但是都是普通的棉花种。我爸爸不会去尝试新的种子，尤其是价格高出1倍多。那样他会感到风险太大。”

然而，市场的力量总是会在最终战胜习惯。红河州甲寅乡的邓副乡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描述了当年杂交水稻的推广过程：农民们迫于政府的推广力度，而不得已从乡政府领来杂交水稻的种子，但是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则都把种子丢到路边。而今天，杂交水稻高50％产量的这个诱惑，让所有农民今天都在适宜种植杂交水稻的稻田种植它，即使种子公司46元1千克的价格比起常规稻种种子要高出10倍。

罗昭这样跟记者说：“如果有一个大胆的村民尝试了转基因的种子，并且获得成功。村里人就会认可它减少投入并且提高产量的表现，并且一窝蜂的都去买它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