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城:幕后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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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的流派不管如何发展，北京现代舞团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仍是翘楚，张长城是北京现代舞团10年来屹立至今并托举到全盛时期的一个躲在幕后的贡献性人物。

张长城跟客户谈完事。车到西直门的时候，出了问题，他让司机去修车，自己叫出租车走，这时来了一辆公交车，他没怎么想，就跨了上去。

那是1996年，作为一家有背景的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张长城位高权重，没有朋友，身边都是合作伙伴，年龄都比他大很多。他每天穿着名牌、戴上名表，晚上就住在180平米的办公室套间里看书、忙碌，为签订一份合同书而废掉的稿纸就有一尺来高。

在他登上公交车后，一切都改变了。

弃商从艺的怪人

“当时公交车上人不是很拥挤，但所有人都直愣愣地看着我，因为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一看就跟老百姓格格不入。这时我对自己的存在发生了怀疑。”那时25岁的执行董事张长城白衬衣、深色西服、戴袖扣、绝不用领带夹，而现在，36岁的北京现代舞团总监张长城穿着一件印有徐冰英文方块字CHINA的黑色T恤，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靴子，一头艺术青年式的长发，脸上则永远微笑。

现在这个只有30平米的办公室是张长城所在的北京现代舞团办公室，是他以前办公室的1／6大，4个大灯在天花板上照着，没有空调。茶几上有一套经常使用的茶具，办公桌上有一把同事父亲题写的折扇，墙上用黑胶带贴着一溜排得满满当当的出国演出计划。

张长城可能不是个好学生，18岁时他跟父亲喝了一次酒，交谈的大意是不再让家里管了。他读高中时就把图书馆的书读光了，理论物理、生物学、佛经什么书都看，杂志则迷恋《飞碟探索》、《科学博览》。“走向未来丛书”、“垮掉的一代”丛书给他很大的帮助，叔本华《爱与生的烦恼》以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则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在到北京现代舞团之前，张长城“做事比较凶猛”，曾经不计后果地解雇过一个高层。他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外人看，你很年轻，位置高，很多人等着看你摔跟头。因为你太年轻了，任何一件事你必须做得比所有人棒，只要自己认准的就要坚持，宁肯累死也不窝囊死。”他在办公室住了两年，因为心里挺虚，“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用功。”

那时的工作就是吃饭、谈话、开会，业余时间就是听音乐会、读书，感觉“跟社会很远”。张长城的家里仍摆着几个古董手机，8500、8900、9900等各种型号的大哥大，都是那时候用的。

相对应的另一个场景则是，张长城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们在一间筒子楼里聚餐，摆了长长一条桌子，大家自己做饭、疯玩、胡闹，晚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这让张长城找到了兄弟姐妹的感觉。这个重要的感觉此后一直攫住了他。

接手现代舞团

“起码有一些朋友，能一起玩的朋友。”张长城当年就这样想。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北京现代舞团的一些演员。就经常找他们玩，吃喝聊天。他们去南京演出，他就给公司放了假，背个包拿张站台票跟上了火车，没补到票，跟一个上铺的姑娘挤在一起，这个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北京现代舞团当时成立一年多，挂靠在北京歌舞团，处于非常动荡的阶段，连续3个月出现“三无”局面：无工资、无排练、无演出。

演员们白天凑到一起练功、排练，晚上去夜总会炒更，跳舞谋生，看起来没有未来。有一个演员从嘈杂的迪厅出来晕乎乎的，骑自行车撞电线杆上了，把鼻梁折断，不停地流血，他就用卫生棉塞鼻孔里止血，一根棉线还挂在外面。“就这样他们还很快乐。”张长城被他们的乐观震撼了，就跟好朋友陶冶说，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张长城以为帮助他们很容易，但发现做起来很难，没有人对现代舞团的赞助感兴趣，他就想把自己的钱先给大家发几个月工资。又不想让大家知道，就把几万块钱给北京现代舞团的托管单位北京歌舞团，说是找来的赞助。

当时的目的很简单，张长城就是“很喜欢这群人，不希望他们消失”。后来，上级单位就找张长城谈话，希望他接手现代舞团这个烫手的“包袱”。

就像看到一个摔倒的孩子扶一把，这是张长城最初的想法。可是，他发现“搀和进来后就跟生命发生关系了”，一果就是十年。

享受现代舞的乐趣

上任之初，张长城以他在商业管理领域内的经验确定了“规则”，必须“所有的事情我来决定，我承担责任，但必须给我承担责任的权力”，“比失败更难过的是自己的决定无法实施，永远看不到结果”。

北京现代舞团当年的存在只是一张1995年12月7日签发的成立舞团的批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在对外合作时成了最大的障碍。为了能独立运营，1998年北京现代舞团注册了一个公司，就用当时的临时寄居地的门牌号“八棵杨树甲一号”做了公司名，“北京八棵树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北京现代舞团的运营管理公司。2006年，北京现代舞团改制注册成为非盈利的民办事业单位。

“这三步，我们走了十年。”张长城说，“名正言顺和社会化发展是保障舞团长期发展和与国际惯例对接的必要条件。当年我太乐观了，趋势判断正确，时间周期却比想象的漫长，但总归是开始了，对趋势的把握与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

幸运的是，当上级托管单位北京歌舞团已经几经易手和更名后彻底消失之时(先是和曲艺团合并，后来更名为北京歌舞曲艺中心、北京歌舞剧院，最后从系统里剥离出来改制成为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现代舞团却蒸蒸日上，在欧美屡获演出邀请和大奖，其演出邀约已排到了2009年3月。“全世界最难进的主流剧院、艺术节，巴黎歌剧院、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罗马欧洲艺术节、卡自林世界文化宫，我们在那里接受鲜花、掌声和欢呼”――被尊重比有钱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

“打开国外市场，既是无奈，也有直觉，不要在不成熟的市场里打拼，恶性竞争和不规范的工作方式会腐蚀大家，形成恶性的工作习惯。”张长城说，“这个战略非常准确，在大家抱怨国内演出市场不景气，问题多多的时候，我们形成了很宝贵的网络资源和国际品牌。”现在，北京现代舞团开始提出“我要回来”的路线，张长城直觉认为未来3到5年是国内演出市场的上升期，国内的演出市场法规日趋完善，北京现代舞团要用自己的品牌、国际资源和创作能力与国内的合作伙伴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