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80后”的故事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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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写作”作为一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概念，到底是否存在整体性？批评界显然还在讨论中，但就目前的创作来看，曹永，无疑是“80后写作”的一个异数，最起码他的小说证明了“80后”这一群体创作的丰富性。大约在一百年前，鲁迅在《小说二集序》中将贵州作家蹇先艾的名字放置于许钦文、王鲁彦之前列，这位贵州前辈作家自一出道就是一位乡土的写实作家，这在1920年代的恋爱写作大潮中弥足珍贵。其次，在许钦文、王鲁彦们纷纷转向的时候，蹇先艾依然是一位“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这使得他几乎成为贵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孤星。曹永从一出道就继承了前辈这种坚韧的写作底子，从众多描绘城市生活的“80后”作家当中脱颖而出，最可贵的是，曹永是当今青年作家里珍贵的“守土者”，他的乡村小说从不痛悼风物，更不是“离土”知识分子型的批判同情之作。于是，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在“80后”的群体里竟然有一位如此“纯粹”的乡村小说书写者，他将边地的人性蛮俗与残酷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创造出了令人震栗的野马冲镇迎春社村的文学世界。

一、故事如何对话历史

有人说，当代作家越来越容易陷入 “个人孤独的创作”，这样使得小说缺乏与读者的交流，大大降低了小说可读性。其次，故事性不但使小说摆脱了本雅明意义上的小说“孤独的迷惑”，而且当代的故事作为小说的要素，不再有忠告，而是充满了暗示和直觉。曹永的一部分小说，以乡村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却以高超的故事方式取胜。

《埋伏》是一则“抓奸”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表弟阿宽怀疑妻子小米有外遇，邀请“我”到自家院门外蹲点守候奸夫，接着小说叙述了“我”几天来守候的疲惫以及疲惫蹲点后的震怒。在阿宽终于因为兄弟俩的冲动行为悔恨不堪，放弃蹲守以后，“奸夫”却浮出水面：“我要去阿宽家，这个时候，小米应该没再哭了。小米是个好女人，只是太喜欢哭了。很多时候小米不敢哭出声音，她就抱着我的胳膊乱咬，我的膀子上现在还有几条伤痕。我就像一阵风，经常在阿宽的身边出没，但他永远不能把我抓住。阿宽相信爱情，在我看来，阿宽肩膀上长着的不是脑袋，而是一块树疙瘩。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相信有妖怪，也不该相信真爱的存在。”①虽然是一件乡里韵事，它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书写原生态的乡村故事，而没有被作者寄予更多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且在曹永笔下，一件俗事中的细节描写处处绽放着魅力，这些细节非但幽默而且深刻，更显示出笔力渐趋成熟。曹永的小说就是在对乡里细节的不断锤炼中，逐渐生发出一种老辣的现实批评系统，区别于同辈人的爱情故事，彰显高度。

《关于怪胎的处理方法》即是一篇较为成熟的故事力作。曹毛狗家的母猪生下双头猪仔，曹毛狗在村长的建议下售票开展，赚钱没过几日，风头即被生下三眼孩子的杨凤举家抢去了，曹毛狗一气之下将猪仔宰杀卖掉。小说里暗示出诸种农村社会的现实和苦难，首先是生态遭到破坏，但冶炼厂被作家一笔带过，村人在蒙昧状态下的卑微心理和行为被反复刻画，曹毛狗的情绪由不以为然到极度恐慌，甚至到后来的洋洋得意，再到收钱时的六亲不认，写尽了农村人性中的病态。其次是经济发展下伦理道德的沦丧。小说没有正面讲述这种沦丧的恶果，而是采用了黑色幽默的笔调描绘出畸形的猪娃甚至小孩子由不祥之物、难言之隐变成了发家致富的“商品”。小说即是寓言，这篇充满了暗示的故事，读来滑稽有趣，它的意义表现力透纸背。

故事显然不是曹永追求的终极目标，“文学与历史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然而文学有着一份脆弱的自，一种隐私和游戏的因素，它离超越还有一大段距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而更显重要。”②曹永的小说不是超拔的，也不是喃喃自语，野马冲的人情世故仿佛固着在写作者冷静如斯的语言体系当中。如果说，自从“五四”以来的青春文学容易陷入自我情感的直露宣泄，流溢出一种感伤情绪，青春表白固然亦是时代的情绪，但即使到如今，“历史感的虚无”似乎总成为批评家们讨论的话题。在这点上，曹永的绝大部分小说里恰没有主观的宣泄，显得冷峻凌厉。生长在边地的曹永，在隔绝的乡村世界里，却在权力阴影下度过了童年。他的故事充满着与历史的互动，互动的方式就是叙述背后所折射的现实复杂的关系结构。《愤怒的村庄》是曹永的处女作，据他介绍这完全是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投影。曹树根的大儿子曹大学死了。据曹大学说，是因为遭到村里马不换和曹毛狗的毒打。眼看儿子的尸体在火堆里化为灰烬，曹树根开始了漫长而无奈的报仇历程。公安局以超过诉讼期限为理由拒绝了上告。曹树根“赖住”了村长，要求村长主持公道。村长在收受贿赂之后仍然当起了和事佬，曹树根最终只有采用暴力寻仇的方式，杀死了不畏挑衅的马不换。小说极端的故事叙述，体现出了曹树根这样一位底层村民在权力压榨之下的愤怒，更是作家对“愤怒的村庄”的一种逼视。《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继续了这种无奈的暴力抗争，少年李碗的父亲因私运而被政府车辆逼下山崖，李碗守着尸体堵路几天后终于换来了赔偿金，岂料赔偿金被二叔赌博赔光，李碗最终向亲人举起了屠刀。小说全篇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之中，让人不寒而栗。有评论家为曹永的野马冲故事作了精辟的总结：“故事里弥散着深深的压抑和不安，自始至终被一种不祥感牢牢笼罩。这里的生命质地无比脆弱，它纵然有着野生动物般的坚韧和粗糙，又可能随时随地终结于刹那间的无端冲动。”③

曹永非但以残酷凌厉、现实感极强的故事情节取胜，他的故事里更有着生动的文学要素，这些要素浑然地参与到历史的互动中来。例如在曹永的小说里时常运用比拟，特别是将人的物化，极写边民生存的困苦和生命的微贱：“他看到拖拉机被肢解，悬崖上到处挂着摔碎的零件，爹一动不动地挂在半崖的一棵树桩上，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李碗还看到，几个村里人正在钱乡长的指挥下朝那块风干的腊肉靠近。”④“由于心里犯堵，曹大树没再下地了。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把自己放在温暖的阳光下，像晒红豆一样翻来覆去地晒，晒得他有气无力，身子软得像一根煮熟的面条。”⑤“王得有慢慢地朝前走，于是，人们又看到绿幽幽的水就像一个妖魔的大嘴，把王得有一点一点地吐出来了。就在他的胸部露出水面的时候，一阵风忽然吹了过来，路面那些黄色的灰尘也被卷了起来，让人们不得不皱起眉头闭上眼睛。”⑥曹永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了余华早期作品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鲜血梅花的死亡和暴力美学。野马冲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展览陌生化奇观，它更不寄寓乡愁，小说中反复的比拟正将作家对乡村的“逼视”发挥到极致，曹永小说以客观的叙述显示着对某种死亡状态的叙述还原。这种还原使曹永小说的历史观照超越了道德化评断，从而创造可能给个体生命对历史进行个性化的体验和解读。在故事里，生命面临高压走向崩溃；在故事外，生命对历史的解读却甚为鲜明。物化，或许正在成为青年对当代历史最为贴切的体验，这一体验早已经发生在高楼压境、地铁拥挤、雾霾密布的魔鬼都市，如今在边远的黔西之地它再度上演。又或许，“80后”一代的历史体验，从一开始就是趋同的，只是被曹永在野马冲的世界里更为极端地展现出来。

二、沉默何以填充人性

与冷峻的“逼视”相联系，人们马上可想到一个冷漠的作者。然而涉猎曹永的全部小说，你就会发现驳杂的围观和失语的沉默相生相伴。一方面，曹永经常热衷于描写迎春社村民的热烈讨论场景。另一方面，小说的主要人物却在众声喧哗之中难以找到话语的支撑。从小说的写法来讲，这一对比再度印证了“当代小说是沉默之子”的论断，作家在小说当中使用“沉默”为武器与众多“言辞之子”博弈，流露出的是对人物深挚的理解和同情。

《龙潭》是沉默博弈的代表作之一。传说里的龙潭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洞中居住着食人的巨蟒，久旱的山寨需要一位勇士奔赴险境寻找水源。族长召集族人讨论勇士人选，曹多奎是沉默的，像一个树桩一样蹲在角落，当众人的目光如蛛网纠缠住了这个人选，他只有负气离开会议。小说选择了两个场景着力描写在无法自主选择下的沉默抗争，一个是曹多奎即将“赴死”前的家中，一个是他奔赴龙潭的路上。虽然撂下一句狠话，说破天也不去，但曹多奎在心理上确乎是无法抗争族长的决定的。回到家里，曹多奎就开始了临死前的“准备”，第一步是痛打老婆，第二步是喝掉家里剩余的十多个生鸡蛋，这样的临终行为让人愤懑更让人唏嘘。曹永的小说如鲁迅先生那样勾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心理上无法反抗权威的压迫，甚至连出逃的预兆都没有出现。在行为上，边民的反抗方式沉醉于愚昧的文化，又或者是执拗粗俗性格的坚守。曹多奎在人生的最终时刻，坐上了族长那乘象征权力的轿子。死亡的阴影在瞬间飘散，他陶醉于四人抬轿在细长的山路前行，欣赏着“被烤熟”的壮汉们，摇晃在时来的凉风之中，此情此景让他倍感舒适，甚至催促叫嚣着已如稀泥的轿夫。一种粗鄙蛮横的边地人格在《吊唁未亡人》里发挥到极致，五福得知自己罹患胃癌后开始了临终思考，在打老婆和疯吃喝这两部曲都不够过瘾的情况下，他想出了请全村赴宴给自己办后事。五福眼见临终全村人的热情捧场，村长甚至亲自登门，虚荣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飘飘然过后却又开始算计没有来吊唁的村民。最终五福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五福以上吊自杀为要挟，卷走了医生马不换的两千块钱，带着老婆离开了迎春社。提前地体味死亡，极致地人的劣根性，使得逃离人群成为可能，但即使没有生命的代价，却仍然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完成人类心理和生理的实现感。

在更多的小说里，曹氏边民们的沉默灵魂甚至连瞬间的飘散都不曾发生。《狂奔的少年》围绕一个忽然闯入迎春社的叫花子展开，关于如何“处理”这个外来者，全体村民围观讨论，但最终这个可怜的求乞者被打死在地缝。《大事件》里的“大事件”并非是村民因私运煤炭引来了公安，而是当公安来了的消息遍布村庄时，全村的谣言四起和狂躁盲动。在曹永的小说里，乡村往往作为一个鲜明的整体形象出现，表现出一种文化整体的超稳定结构。在这里，更多寄寓了作家面对乡村结构的无言之痛，关乎吃喝拉撒的生存，也关乎少年面临生存和压榨的精神求索。《狂奔的少年》和《大事件》均采用了“少年视角”叙述。曹永的“少年视角”是非常独特的，现在我们再提及“80后”的这一视角问题可能会总结为两种轨迹：其一，因为相当一部分作者出身学院拥有高学历，他们的少年视角往往作为阅读经验甚至是理论的符号象征，以不解进而批判的姿态思考社会。其二，是青春话语的怀念和还原，采用一种“小清新”的少年视角，或者为叛逆张狂的青春张目，建构并解构小资文化。曹永的少年视角却是沉默的，是与原始蛮横的乡村同一的，当大事件就要发生时，少年正要割草喂牛，而当杀人夜的惊悚过后，少年也只有泪流满面的狂奔而去。曹永出身边地，在他的身上保留了质朴的乡村气息，而小说里也保留了原始的生命形态。在小说里的“视角”看不到作者或者说是隐含作者的激烈表达，但怎样让沉默的灵魂发出炽烈的呐喊，将始终伴随“野马冲”系列小说。如何让这种小说的沉默填充人物性格的区间，也是曹永的写作需要面对的问题。

《黑暗里的火光》继续讲述一个胆怯男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作者的视角彻底隐匿了起来，对乡村性事的原始性和权力性的双重展现甚为鲜明。与这个胆怯的男人马三元相比，围绕他的其他人物都是极度泼辣的。妻子王玉兰是全村都不敢惹的第一美人，寡妇杨红英彪悍阴辣使他屈服于，村长曹树林笑里藏刀横行乡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马三元在家庭、社会中皆处于失语状态，甚至在生理上都受到压迫。马三元的妻子与村长通奸，换来了自己的收入，马三元在夜色中偷偷烧掉了村长的摩托车，却沦为目击者杨红英的，因为杨红英是村长的寡嫂，被村长撞奸后的马三元等待着妻子的拯救。这篇小说的救赎方式不是暴力，却是彻底的无力，马三元作为失语乡村的符号，与沉默的作者一起构筑起了一座在平凡中充满个体生命挣扎的世界。

《捕蛇师》则是曹永作品系列中比较情感化的转折点，这篇小说不再沉浸在一片无垠的少年狂奔之中，而是让一位脉脉温情的父亲形象映入读者眼帘；不再浮荡着诡异、阴森、凶残的山峦夜色，而是表达在神奇的职业之谜笼罩下，对祖先厚道品质的传承；不关乎压榨中怎样挤出生活，而涉及怎样坦然面对贫瘠的日常生活。老獾一生背朝黄土，唯一的荣耀是把儿子培养成了大学生。岂料四年之后儿子非但打工无果，更成为一个农村废人。最终儿子执拗地偷学捕蛇术，将蛇卖给饭店赚钱，也因之中毒丢了性命。在小说的最后，父亲在儿子的坟前表演了即将失传的召蛇术，这是对不敬祖规而死的儿子的祭典，满含悲壮苍凉之气。原始的边地在曹永笔下开始有了生生不息的精神素质。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里介入了一位少年的生命历程：这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回不去了的乡村，拼命地考试走出是我们的宿命，在就业的瓶颈下惆怅是我们的宿命，即使回到乡村也已经不能按照“现代”的思路维持生存。一代人如此之痛！“中毒”后的这一代只能拼命挣扎在求援的半路，这似乎完成了一个客观的隐喻。

注释：

①曹永：《埋伏》，《山花》2012年第11期。

②[英]伍德著，顾钧译：《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页。

③郝朝帅：《怎样将故事讲下去―――关于曹永的创作》，《山花》2011年第1期。

④曹永：《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山花》2010年第1期。

⑤曹永：《两颗姓曹的树》，《文学界》2008年第12期。

⑥曹永：《一条叫王小眼的狗》，《文学界》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