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与愁思的天然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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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白抒写了颇多表现忧愁苦闷的诗篇，不遇、羁旅、离别、家室、感时、代拟之类，愁思情真意切，折射出诗人真实的生命状态。其人其诗给人以乐观豪迈、青云自致之感，乃缘于时代精神、个人人格及天然调和所得的中和美。
引言
李白乐观豪迈、青云自致的谪仙形象深入人心，但李诗集中贯穿着一条愁思线索。在《李太白全集》[1]中检索，“愁”字使用了141次，“忧”字41次。此类语汇高频率出现，反映着诗人情绪宣泄的倾向性，折射其真实的生命状态。
一、愁思百结的诗歌意蕴
李诗愁思首先表现为不遇之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诗仙以“帝师”为职场目标，向往谢安、管仲“天开青云器”（《赠清漳明府侄》），体现了盛唐豪迈自任的时代精神。虽未以科举进阶，却终未放弃入世理想。他一面苦苦追求，一面深深失望，于是生发出千古愁思。《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记录的蜀中生活，王夫之《唐诗评选》评：“全不添入情事，只拈死不遇二字，愈死愈活。”“不遇”确系理解该诗的钥匙。“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怀才不遇使诗人愁思百转、莫可名状。受召为翰林供奉是诗人最接近于政治成功又功亏一篑的传奇。“初奉紫泥诏”，终求“赐金放还”，荣耀与失落，成为后半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深刻影响后期的思想与创作。《游敬亭寄崔侍御》则表达“壮士不可轻，相期在云阁”的壮志与对朝廷的眷恋，《出自蓟北门行》既表达立功报国的豪情，又传递功业未成、看破世事、苦闷不平的情思。遇赦还江夏作长篇《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生遭际交织着家国命运，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和难以排遣的忧国忧民之思。晚岁《独坐敬亭山》意境寂寥幽远，孤寂情怀从淡淡文字间流出，遗世独立的风神千载后穿越时空如在目前。
羁旅乡愁是李白愁思形态之二。形单影只，漂泊不定，倘值秋声，又复夜深，欲诉无人，怎不愁苦不堪、顿惊倦旅？且思归不得、老病缠身，其浓郁愁情，便是乐观豪迈的诗仙，亦做向壁之叹。他漂泊一生，背井离乡，漫游复倦游，羁旅乡愁浓得化不开。他认同衣锦还乡，“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越中览古》）峨眉山月象征着故乡：“一振高名满，归时还弄峨眉月。”（《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峨眉山月半轮秋，……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沈德潜《唐诗别裁》认为末句“君”指“峨眉山月”，独具慧眼。诗仙对生活多年的蜀中充满故土之思、家国之情。《静夜思》是最著盛名的思乡曲，月亮与“故乡”相连，月亮指引着故乡。“百千旅情，虽说明却不说尽。”（沈德潜《唐诗别裁》）给每位有他乡体验的受众留下情感迁移的空间，引发千秋后代意识与潜意识层面的共鸣与回响。随着年岁增长，曾让诗人陶醉的自然美景经常引发愁思，似乎触目成愁。《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前段描绘友人吴吟之美妙动听，旋即转为羁旅之思;《清溪行》原本描绘清溪之美，却引发漂泊无依的悒郁;《宿清溪主人》由夜景写到羁旅，结以“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游秋浦白C陂二首》写雪后月夜美景，却以“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作结;在宣城见杜鹃花开，便想到蜀中子规鸟，乡情油然而生，作《宣城见杜鹃花》;《望木爪山》中“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爪山”，主旨全落一“客”字。
诗仙亦自伤别离，李白的离别诗比重很大，“计有160首可作离别诗来考察。这个数字约占全部作品1050首的15.5%。”[2]李白有太多离情体验，离别之思贯穿一生。惜取友情，唯恐身边朋友从此身如飘蓬。《送友人》用“孤蓬、浮云、落日、班马”等意象，构成送别友人的经典画面。《灞陵行送别》在无花古树、伤心春草、落日浮云的场景下将愁绪推到极致：“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无一字言及离愁别恨，但分明浸透了对孟夫子的留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以关注同情凝成，音韵和美流转，语言通俗明净，意境深沉幽远。
李白虽素以天下自任，但对亲人的记挂同样流淌诗中。“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寄东鲁二稚子》系看到吴地蚕桑农事，联系个人仕途失意，深感有负寄居东鲁的儿女而作，表现其舐犊情深的一面，毫无矫饰。《万愤词投魏郎中》抒发含冤受屈、极度复杂的悲愤情怀，盼望救援，兼及对妻子儿女的侠骨柔情。其不少诗作表达与许、宗二氏爱意柔情。《赠内》：“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坦陈嗜酒贪杯，用“太常妻”典委婉致歉。《别内赴征三首》等诗设身处地地表达长期奔波在外、对妻子亏欠良多的歉意。从U获罪，与诗人共患难的宗氏夫人让诗人心情极为复杂，作《在浔阳非所寄内》，感觉前途未卜，更忧虑给宗氏带来的打击，诗人心情阴郁，他揣度夫人必以泪洗目：“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可叹“哀声那可闻”。
诗仙个人期望极高，理想却难以实现，剧烈反差使他倍感压力。时光蹉跎，光阴飞逝，人生易老，青春不再，功名未立，外感于物，乃化为己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岁月染白鬓发，报国无门，前方是怎样一个世界，诗人徒存忧叹。《春归终南山松龛旧隐》等诗篇表达对时光流逝的忧虑;《荆州贼乱临洞庭湖言怀作》的愁思是因感慨时事、时局而引起;《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则从孩提时代对月夜的美好记忆写到蟾蜍食月，沦惑，兴寄深微，政治寓意相当深刻。
此外是代拟言愁，其诗虽不直接言及己愁，但愁思实为诗人所感悟。诗人对女性充满同情，男女两情相悦又象征君臣相得。分两类：一为宫怨。《宫中行乐词》表现了“冶乐”主题，但欢乐如此短暂、无常，既是同情宫廷弱者，又是自况自惋。《长门怨二首》咏陈皇后事，前篇写景未见人物，景中之情充满字间，怨女形象呼之欲出;后篇先写景次叙人，着重抒情，以我观物，物我交融。前者以愁作结，后者以愁发端。《玉阶怨》《长信宫》等诗，怨女涉及嫔妃、宫女、女官、歌舞妓等，诗人揭示其命运“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亦是诗人亲历。另一类写离妇弃妇。《白头吟》以嬉戏锦水的双鸳鸯起兴，通过耐人寻味的想象和比喻，生动表现被弃女的悲愤。《杨叛儿》“君”、“妾”鱼水相合，寄寓君臣相合。而男女长相阻隔则象征诗人政治上的不得意。《长干行》（其一）以商人妇的离愁别恨为歌咏对象，少女自叙两小无猜的青春往事，表白“常存抱柱信”的忠贞，但命运却让她独上“望夫台”，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作结，有李白自相类比的影子。
二、旷世愁思的文化渊源
诗仙乃旷世奇才，其愁思既可称旷世独出，又不失其渊源。“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李白长期驻留巴蜀、荆湘、江浙、皖南，受南方文化熏陶，文学创作上承屈宋悲情诗赋的创作模式，下启北宋范仲淹“忧乐”情怀之先声。
屈原本贵族宗亲，关心民瘼、忠君爱国，“九死其犹未悔”，行吟泽畔“上下而求索”，理想成空自沉于江。宋玉承屈原之从容辞令，“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屈原也。”（《襄阳耆旧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政治上同样难有建树。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深沉之思，倾慕之意，溢于言表。李诗17首言及屈原，既高度评价离骚，又深切同情屈原，并常常自比屈原。当然，李白一面极力推崇屈原，一面否定屈原极端决绝的做法，“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笑歌行》）李白身处盛唐，而屈宋身处王朝没落之际，时代精神已完全不同。在诗仙身上，庙堂责任与实现路径呈现多元化态势。
钟嵘《诗品・序》云：“好诗是‘生命不谐’的结果。”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忧愁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诗仙以其卓越的创作印证了这些文学理论。
三、愁思调和的圣手
李白是世界范围内声誉传播极广的诗人，受众对其诗作往往形成旷达自适、豪情四射的认知定势，其“谪仙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即使言及其愁思，亦认为“是一种强音盛调的愁，是一种豪愁。”[4]“有一股浩然之气充溢其间，李白的愁是‘万古愁’”。[5]究其原因，应是其人格特质、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时代精神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特立独行的人格气质、睿智的，成为其排遣愁思的路径与出口。浓烈愁思适时为正面情绪和力量所中和，使其成为愁思调和的圣手。他融道家之隐逸、儒家之冷静、佛家之禅理于一体，一面愁思情真意切，一面给人以乐观豪迈、青云自致之感。即使晚年经历流放劫难，依然坚持“予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春滞沅湘有怀山中》）。故而其愁思境界阔达，气格豪迈，快人快语，毫无滞碍，了无拘束，处江湖之远而心忧天下。屈宋笔下惨淡的湖山水月与秋色秋声，诗仙既能拈手用来表达愁情，又常常成为寄托，成就“世人皆欲杀”的恶劣环境之外的一抹亮色。
结语
李白一生奔波，收获微茫，亲朋凋零，老无所依。其诗愁思内容广博、寄寓深厚，寻求生命意义的悲怆凄凉充溢诗行。从发展线索看，渐老渐浓;表现技巧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受众在感受诗仙永不绝望、永不妥协的豪情之余，应能体察调和在豪情之中的忧愁悲悯，体察诗仙无限怅惘与豪放激情同在、旷达乐观与浓郁愁思并存的独特的抒情模式，此盖诗仙的赤子之心、赤诚之情。
参考文献
[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日）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法）丹纳.艺术哲学[M].曾令先，李群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张振谦，张海沙.豪愁国愁和己愁 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J].贵州社会科学，2006（1）.
[5]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欣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