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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新药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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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创办了Epitomics。在科学上,兔子抗体比老鼠抗体有更多优势,所以我希望通过兔子抗体技术平台,打败老鼠抗体技术平台。现在全球90%以上的兔单克隆抗体产品都是由Epitomics提供的。今年3月,我把它卖给了Abcam,1.7亿美元。我们强于产品,差于渠道,而Abcam在抗体试剂方面是全球最大公司,渠道能力很强,弥补了我们的缺失。

从39岁创业到现在50岁,走过人生这10年历程,心中很是复杂。一方面很有成就感,觉得走了值得走的路;另一方面又感叹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就这么过去了。当然,给社会、给投资人、给科学界,留下的是蛮好的东西。人到这个世上来,得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奉献出去。

公司出售以后,很多人问我接下来干嘛?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很幸运,中学毕业时恢复了高考,之后进入大学、出国。我兴趣广泛,喜欢尝试没有做过的事。1993年第一份工作是加入新成立的人类基因科学公司,第二份工作是加入新成立的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工作,创业再次进入新领域,下一站也许会同样让人意外。

“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天我儿子对我说,“你想变成一个Kenneth Fong(方瑞贤)。”

要做“leader”

Ken对我的影响很深。

1995年,我第一次尝试给业界前辈Ken打电话,他在1984年创办Clontech,这是第一家华裔创办的基因库且是最大的分子生物公司。那时我在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做研究员,创办了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第一次举办年会,想邀请他为我们做演讲。

Ken欣然答应,从湾区飞到马里兰。报告中的两句话,我终身难忘。Ken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头”(leader)。什么是“头”?就是你做的事情,被人家认可,人家跟你一起走。第二句话是,你管理一家公司,你能够闻到公司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但你自己不要插手去管,这样,你下面的人才能成长起来。这句话初听很怪,后来自己创业才明白。

我打算自己开公司时,他成了我的天使投资人。每遇困难,特别是情形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那时,Ken的公司已被Becton Dickinson收购,Ken随后成立了恒信创投(Kenson Ventures)。

Ken对我很严厉。每次我见他时,如果他觉得我做的好,就会请他的秘书去外面买咖啡给我喝。如果他不喜欢我做的事,就没有咖啡喝,我们只能自己泡袋装茶。 所以每次见完Ken,别人就会问我,“国良,今天有没有咖啡喝?”

我的另一位投资人是Bill Rutter,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全球第五大疫苗公司——Chiron公司的发起者和CEO。他发明的乙肝疫苗帮助了很多中国人。Bill退休之后,Chiron被诺华收购。作为一个科学家以及一个创业者,他对我帮助也非常大。我找了Rutter三次,并让出大股东的位置,就是希望他能帮助Epitomics更好成长。如何让这个技术发扬光大,如何对科学界更有价值,这比我占有多少股份、赚多少钱更重要。

Bill一度对我过于热衷社会活动有意见,希望我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公司上。我反驳他,你们老一代的创业家,不也是经常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我们年轻的人?我希望向你们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这个社区、这个行业、给创业的环境做一些事情,也希望替中美两国的生物技术发展做一些贡献,最后得益的还是大家。

帮助年轻人创业成长

CBA是个很好的协会,吸引了很多生物医药业的人才,和百华协会也有很多交叉。但我后来离开马里兰到达加州,就很少再有机会为他们做事。初到百华,参与了很多事,但后来太忙,只担任了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湾区,还有一个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CABS)。他们搞了一个项目,找一些有一定经验的人给年轻人做导师。每年我给两个人做导师,基本上每隔一个月,我就请他们吃一顿饭,听他们的困惑,帮着解决问题。每个企业成长中都会面对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定位:我是谁?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都想做比较伟大的事业,但伟大的事业往往是最难的事业。

一度,我对新药开发非常有兴趣,当烧钱烧到我受不了时,把做新药研发的人给裁了。这中间有很多伤心的故事,因为他们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后来我心还是不死,又继续推进那个药物的研究。

一年半前,我把药物研究部分从Epitomics切割出来,重新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并另请一位有制药经验的博士担任CEO。我给了他很多股份,并且保证他有足够的运营费用。我还答应不进入董事会,也不过问他的事。如果他需要,我会站在他那里,他不来找我,我决不去找他。一度奄奄一息的新药公司现在得到了重生。

Ken曾经了帮助很多年轻人,这点上,我在向他学习。很大程度上,我的确想变成一个Ken,但我想变成更多的Ken。我投了七八家小公司,一帮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在苦苦挣扎,我尽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当年Ken教我时,很多话我听不进去,因为当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现在转了一圈,十年了,我再去跟年轻人沟通,上演同样的剧目。

(余国良 Epitomics创始人)

记者手记

余国良来到硅谷后创过业,做过天使,也许还会再创业。如今的他年近50,已经有十余年创业经验。他投资的七八家小公司,总部基本上在美国,同时在中国建有分公司。

在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界,来自香港、台湾的方瑞贤、唐南珊等人,是最早创办公司并取得成功者。他们是余国良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的商业偶像,使后者得到了商业启蒙。

不仅如此,余国良这一代华人精英与美国其他生物医药业者,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全球第五大疫苗公司Chiron创始人Bill Rutter等人也有着交集。而Bill Rutter在中美两地投资了多位华人创业者。

百华协会现任会长张志民此前供职于Bill Rutter的投资机构。今年5月,他成为默克全球授权与收购大中国区负责人,默克的投资对象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参与创办的百济神州。

这群人正在改变中国的新药研发和创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