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化的意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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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意识背景作为研究铜仁古文化的逻辑起点,一种对史前文明新的叙述就从此产生。铜仁地域是华夏史前文明保存的原始之地,是人类文明原生态的“史前基因库”。这是认识铜仁不同于其他地域的一种背景,一种存在。凭借这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存在发现铜仁,加强对铜仁的叙述。
【关键词】古文化 意识背景 铜仁 巫傩之地
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以“意识”作为逻辑起点,得出人是人科动物在人类意识和意识背景关照和决定下确立的。根据这个结论,笔者认为人类必有文明之母,也就是说有人类的意识和意识背景存在。东西方一些学者也在苦苦地求索这个文明之母。这些学者并不在意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教科书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并不在意来自高科技方面的成果,而恰恰在意宗教,在意神秘文化,在意传说和神话。
一提到宗教、传说与神话,经常会被斥之为奴役人们精神的枷锁,是封建迷信,是原始人类的愚昧无知,是对大自然的恐惧和自然现象的人格化,是人们的忏悔情结。而对于史前文明,人们则毫不顾及巨石文化和金字塔以及不可思议的各种存在,还是情愿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用传说和神话来封存史前的存在和规定现实的叙述。进化论确实重塑了人类的意识背景,决定了人的意识身份和规范了人们的话语。
当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处于转轨时期,处于肯定和否定的冲突时期,人类为了一种目的和选择,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封存一种意识、背景和存在。封存是为了重塑,重塑是为了开始,用重塑的意识背景规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存在、人们的历史、人们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和思考,为了一种目的和选择,这种封存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人们普遍有种探奇心理,有种不愿忘记心理,对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总要用语言去规定它,通过传说和神话而保存下来,破译和解读就成了历代文人永久的思考。人们的破释和解读由于形形的话语,就有了形形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一种霸权、一部著作。如果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其实每一种文明的细节都是当时人们人格的物化,种种物化重迭堆积起来就成了很厚重的无法分开的文明陈迹,当然也就造就破译和解读的重重困难,想“清楚”也难。
由于时空的不断远去,对封存的文明就产生许多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各种理性思维的界定、推理和假说;由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又会产生许多观念和思维同义反复界定、推理和假说,从而使远古史前文明成了很厚重的无法揭去的历史沉淀,只好一律归为不能信其有的传说和神话。问题是,按现代观念和思维的界定和推理,特别是进化论话语霸权的控制,原始人类处在石器时代,人类意识受原始社会存在和原始生产力的决定,不会产生内容如此丰富、如此厚重、如此不可思议的传说和神话,更不会留下令人无法回答、不敢直面的遗址存在。这样,现代观念和思维、进化论和教科书就陷入了历史与现实、史前与当代、传说与科学的双重泥坑而无法自拔,陷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空差的两难境地而无法相遇,就更谈不上对话、认读、破解和自圆其说了。
华夏文化的经脉
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论证将我国夏禹纪年历史由公元前841年推到公元前2070年,终于圆了通常所说的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梦,但五千年以前呢?三星堆的出土和《山海经》的记载,填补了五千年前的华夏史,俗称史前史。根据《山海经》100位历史人物的记载,通过对其它古书印证梳理也就可知,夏禹为颛顼之孙,颛顼为昌意之孙,昌意为黄帝之孙,再以炎黄二帝上推,就是帝俊女娲时代,都广之野为世界之中的创世时代,年代可上溯到一万年前。华夏的《山海经》是一部世界地理人文信史,是史前以都广之野为世界之中华夏在全球创世的叙述。三星堆出土文物说明了三星堆是文明之母,是都广之野。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完全不同于上下五千年的青铜器。关于青铜器时期,是至今史学界无法解读的时期,是进化论无法面对而相当尴尬的时期,一切观念、意识就更显得极度苍白,更不用提如何面对三星堆和《三海经》创世的叙述了。
《山海经》在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前是无法破解的书,以孔子为代表人物的圣贤文化把《山海经》界定为“奇怪之书”,连《山海经》这一书名,也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史前文明在圣人的界定下,从此就永远消失在圣贤的书里,消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书里,《山海经》只能作为传说和神话以资消遣。三星堆文物出土以后,以它的文物和遗址显示,考古学家终于发现这是史前文明的产物。三星堆遗址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座史前都城,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估计有20万人,呈现着史前时代的辉煌和繁华。三星堆,终于从故纸堆里破茧而出,震撼了东西方,轰动了全球,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山海经》这部奇怪之书,《山海经》也终于显现出它的创世价值和史学意义。
今年,湖南新晃申报改县名为夜郎这一举措在贵州引起一片哗然,贵州已有数县当仁不让地叫响了“夜郎”品牌。这一场夜郎品牌争夺战,引发笔者对文化传承线路的研究,发现了华夏文化线路这一条经脉和铜仁在华夏文化经脉所处的的地位和作用。
华夏文化传承线路图图式如下:
史前华夏在全球创世,这时的文化是创世文化。华夏在全球创世有三星堆遗址和《山海经》信史相互印证,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前叙述。
以尧舜禹为标志,孔子为里程碑的圣贤文化在中原的兴起,开始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是在长江上中游的创世文化演变成了巫傩文化,也可称为神秘文化。创世文化在巫傩文化里一直以传说传承下来,在圣贤文化里却成了神话。这样华夏的创世文化就分成了两大支脉,这两大文化就构成了华夏作为整体存在的文明。
巫傩文化在铜仁
进入上下五千年后,人类文明经过了重大选择和重新定位,根据不同的社会目的,史前创世文化就分成了两大文化体系,一是圣贤文化,一是巫傩文化。
圣贤文化一直是处在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是历代中央王朝首肯的文化选择,是确立华夏人意识身份的文化定位,是历代子民朝夕供读的精神支柱。而巫傩文化一直处在华夏文化的潜流地位,是历代中央王朝的化外用语,是五溪蛮天地唱和的原始主义。于是,在圣贤文化与巫傩文化撞击中,笔者发现了铜仁,在发现中重新认识了铜仁,叙述它的时空存在。
贵州地区圣贤文化开发较晚,其地郁结旁纡,交通梗阻,文化原始,虽“曾古通于庄跷,化于唐蒙(汉将),又经唐宋元各代中央政权的羁縻”,仍属蛮荒之地。故《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其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未尝交通中国”。而铜仁区域,蛮荒更盛。贵州古通于庄跷,汉晋“蜀川臧钶道”通西域,都是在铜仁区域边上擦肩而过,一直是圣贤文化不到之地。
自元代始,朝廷在此设立土司制度,既无官吏来治理,又无汉人移民。这种土司制度仍属于地方自治,只能强化铜仁地区的巫傩文化,而使圣贤文化更难进入。
明朝时期,由于西南地区“华离险阻,箐密洞深,其人蚁付鹑居,犷悍镖剽疾,自唐宋以来,屡叛屡服”。朱元璋对西南佛教尤为重视,大力倡教,目地在于“化愚民,弭边患”,“使知君臣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洪武二十一年圣旨规定,“每三里造一庵寺,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佛教安边化民的作用远胜于儒教,圣贤文化一直上升不到主流地位,巫傩文化又加上佛教文化,铜仁区域就显得更神秘和混合。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王朝筑“自铜仁至保靖沿边土墙”,即南长城,铜仁区域大片土地因此又被阻在长城之外。从文化这个角度来思考,南长城本身提供了一个证据,在诉说着一个事实,即直至明朝铜仁区域仍然被定为化外域,其民仍然是不肯归顺的化外民。
研究一下历史,看一看现状可以发现,铜仁从史前走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原始生态的地域和文化,这里巫傩之风盛行,又能同各种文化杂而不交合流共生。圣贤文化一直把铜仁这块区域定为化外域,其民为化外民,是圣贤文化不愿教化的地区。这里的化外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合个性,无志无争自成体系。这里好像是一个人间存在的黑洞,既特别又神秘,既是化外区域但又始终充满生机,不管圣贤文化如何否定,而巫傩文化始终没有断层和失落。
铜仁地域是华夏史前文明还保存的“原始之地”,是上下五千年史不记载的“化外社会”,是“圣贤文化”一直否定的“巫傩之地”,是历代中央王朝不愿教化的“蛮夷之地”,是人类文明原生态的“史前基因库”。铜仁是一块原始的区域,是一块神奇的区域。作为文化人,所要思考的是文化本体,铜仁区域还有很多未知的存在需要发现,需要面世,需要重新定位和叙述。(作者单位:铜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