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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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已经十年了。十年,虽然只是时间隧道里的一霎,但对于一个人却很容易油生“时间老去”的感觉。常常,当一些旧友重逢,看到他们一个个饱经风霜的样子时,我都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苍茫感。是呀,青春已经跟我们不辞而别,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挥一挥衣袖,便带走了西山脚下那些个多姿多彩的生命篇章……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毕竟年轻过,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我们不仅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有过理想的冲动,更有过对于理想的生命实践。圆明园―那个记录着民族屈辱的文明废墟,正是因为我们一代人用青春热血的浇灌,才得以重新复活,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历史是公平的,谁给历史输送过新鲜的血液,谁就会活在历史的身体里。我们应该为之庆幸,因为我们流逝的青春早已经被历史所记录,而我们曾经的冲动也已经得到了今天现实的继承……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徐志伟。如果不是他当年扛着照相机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里所发生的那一切,我们今天的回眸便难找到形象的凭证,这十年也就会成了一个失忆的黑洞,将过去卷入尘埃之中。

照片是一种记忆的打捞,它不仅可以还原于过去的青春形象,而且还可以昭示出那些青春岁月的意义,启发我们今天的现实。对于“圆明园画家村”,我曾经说过,它象征了一种文化的青春期。这种文化不同于封闭社会沿袭下来的所谓传统文化,而是伴随着开放社会重新孕育生长出来的一种新文化,实质上与欧洲启蒙主义时期的民主与自由等思想有关。它的出现所要冲破的是被传统意识形态凝固成铁板一块的这个现实,所要发扬的正是自由解放的心声。

艺术创作本应该就是自由的,但是在一个并不自由的社会结构里面,自由飞翔的翅膀常常会被某种无形之手所束缚。在过去的若干岁月,中国艺术家受天朝大一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只能在隐蔽的内心悄悄幻想个人的自由,虽然也曾通过对大山大水的臆想于笔墨间创造过一些自由空间,诸如“文人画”的出现在心理层次上使许多艺术家获得了现实的解脱,但艺术家的行为方式仍然是不自由的,或者说仍然受到某种天道王权的思想控制。中国历史上,最能体现自由精神的,是魏晋时期的文人,尤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任情而为、肆无忌惮,精神上倾向于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具有自由独立的品质。然而,由于整个社会并不提供给他们个体施展与自由发挥的生存土壤,致使他们的慷慨变成了悲歌,由此演绎出了人生反抗的一幕幕悲剧。

现代社会的开放带来了自主意识的觉醒,“圆明园画家村”正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意义不仅在于发扬了某种生命的自由与艺术创作的自由,更在于其社会实践的开拓,于整个中国社会从由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过程创造了一个“社区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全新生存概念。因为有了“圆明园画家村”的这种开拓,我们才能感受到今天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看到北京、上海、深圳等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里面不断兴起的各种新型文化社区与艺术群落。时隔十年以后回看历史,我总觉得“圆明园画家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追求个人艺术创作的自由,即便是在最严酷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先例,但如此整体地社会开拓,并成为某种文化生产力对城市化进程造成如此强烈的影响,“圆明园画家村”在中国却是前无古人的一道风景。

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因为有一代人曾经艰难的实践与痛苦的追求。今天的我们只是看到了花明的结果,而并不了解柳暗的那个过程。正因为如此,历史资料的整理与保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东西会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从而帮助我们确认自身,不断调整我们到哪里去的航向。就这一点而言,徐志伟无疑是“圆明园画家村”的一大功臣,因为正是他当年有意无意地记录,使得那个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的“圆明园画家村”得以复活,并于今天的形象追忆中还能不断有精神价值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志伟的这种记录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见证,而是一种深刻地参与,这就像司马迁之于《史记》的关系,记录者与被记录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圆明园画家村”也不仅仅只是由曾经身居过其中的人所构成,而应该包括所有曾经关心、关注过它的那些人。因为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理想构架起了“圆明园画家村”,并使它作为一根无形的精神纽带,于时过境迁后的今天还在联系着天南地北所有向往自由生命的人们。

(作者系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