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太符号化、太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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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当下中国，“农民”所承载的含义是否已经变化？
梁鸿：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始现代化之初，农民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农民不是对身份的一个表达，而是贫穷、不时尚的代名词。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农民变得格格不入。社会急速发展，一定会抛弃一些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用歧视性的眼光看待农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改变。要把农民作为一个正常的群体、职业看待，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落后的、愚昧的、要被抛弃的。任何时代都需要农民，中国现在的农民身份是被户口决定的，其实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干过农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
时代周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及他妻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记录了中国现实，但他们都是“局外人”，而梁庄是你的家乡。这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梁鸿：何伟的两本书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打工女孩》最近很多人都提到，我看了一些片段，但没有看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写打工和农民进城，都是一个角度。《出梁庄记》也只是一个角度。
有人说《打工女孩》太外部了，我倒不愿意这么说。好几本书在一块儿看，就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何伟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生活，带来陌生感，有内部的人所忽略的东西，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某些细节。如果是中国人写，就不一样。我常说，我跟梁庄在一条河流里，随着波涛汹涌一起沉浮。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时也太符号化、太具有观赏性了。如果一个作者，能踏踏实实记录一些生命，能从自己的角度理解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时代周报：张彤禾在《打工女孩》里记录了一些为改变个人境遇而往上奋斗的女孩。农民工真的有奋斗空间吗？
梁鸿：不可否认，肯定有人能奋斗上去。比如我在东莞见到过一个女孩子，她在工厂做设计师，一个月有四五千的工资，她的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普遍而言，农民工在职业上没有生长状态。
如果一生都做工人，只要有尊严、能获得相对充分的生活资料，那也是值得骄傲的，是挺棒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农村人做工人，一天加班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连结婚都不敢。一个年轻工人的工资，根本无法让他获取水准线以上的生活，这才是问题。其实，上升空间在任何社会、任何单位里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更大意义上的一种改善才是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时代周报：年轻的打工者和年老的打工者，在状态上有区别吗？
梁鸿：大部分中年打工者对梁庄还是很有感情的，梁庄还是他精神的中心。对年轻人来说，梁庄是他的家，但感觉没有那么真切，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是一个踏实的、具象的、有物质形态的家。年轻人说“我的家”，只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觉得梁庄还有个房子可以回去，实际上他们对梁庄的感情比较模糊。他们是城市、农村两边不靠，很迷惘的状态。
时代周报：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的阻碍在哪里？
梁鸿：首先是工作条件。他们工作的回报率非常低。其次，城市物价太高，各方面消费、生活资料的获取都是很难的，那么高的房价，白领都买不起，更不要说打工者。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太长，比如在工厂上班，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工厂里活动，对城市并不了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迁徙起来很容易，因为哪儿都一样。不像我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脉。年轻农民工很难在某个地方扎根，过相对稳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的书里提到很多现实问题，有人会问解决方案在哪里？
梁鸿：解决方案是更实际的事，需要跟政府商量。《出梁庄记》尽可能做到在故事和风景背后进行比较大的思考。比如现有的城市景观，我认为是主旋律式、大道式、高尚式的发展，忽略了农民普通生活、卑微生活的存在性。政府驱赶三轮车夫，就驱赶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共存？你越驱逐，他越犯规。其实在描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已经暗示了某种解决方案，要换一种思维重新看待问题。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担心过，其实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看不到书里描述的那些景象？
梁鸿：对，但是能够改变社会的、真正去做些什么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农民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被动的状态，今天依然是。首先要让掌握普遍话语权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再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过程中你要告诉农民，要让农民争取他们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也想过，如果打工者能看到这本书，我会特别欣喜。但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许给他平添了一些悲哀？这很残酷。
上海作家程乃珊去世：“张爱玲式的上海缺了一角”
丁果
4月22日凌晨2时许，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因白血病病逝，享年67岁。程乃珊，1946年6月生于上海，祖父程慕灏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我与程乃珊没有见过面聊过天，却很熟悉她的作品，因为我是上海人。自青年时代离开上海，我先后在日本、加拿大留学，离上海越来越远，思念故乡，也越来越喜欢读程乃珊的作品。听闻她的去世，我的上海记忆从此出现了一个难以填补的记忆空洞。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就是东方明珠，是张爱玲的上海，而程乃珊的母亲，是张爱玲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难怪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之一，程乃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张爱玲的上海，十里洋场，有中国当时其他城市绝对没有的东西混合式风情，也有一种贵族式的尊严。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东京，与内山完造的后人聊及鲁迅与内山的十年友情以及围绕着内山引发的间谍风云，话题总离不开上海及租界。内山完造在中国去世后，没有迁回日本安葬，而是安葬在虹桥路万国公墓，证明他已将“他乡作故乡”，可见其对上海的感情、上海自身的魅力。
同样，我与白先勇聊天，他的“童年回忆”不在广西，竟在上海。二战后，九岁的白先勇来到上海，住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文字来描述，“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大世界里的）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白先勇说，后来80年代初回上海，发现什么都没有变，白公馆外面的梧桐树长高了很多，让他感动。
小时，我住在陕西南路，弄堂对面就是锦江饭店，斜对面是陕西路长乐路口，有著名西菜馆“红房子”。这些地方，在上海的历史上，都曾发生过精彩的故事。但是，很多年里，这些故事被遗忘了。像我这样地道的上海人，对此也很模糊。多亏有了程乃珊，让我们这些在外的上海人可以在她的文字里寻根。
无论是写金融圈故事的《金融家》，还是写老洋房前世今生的《蓝屋》、写弄堂百姓生活的《穷街》，程乃珊的作品都曾引起过很多上海人的共鸣。而她的《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先生》等“上海系列”，则更让怀念旧上海风情的我向往不已。通过她的上海系列写作，我回忆起小时候在弄堂里的游戏，在外滩谈的那场恋爱，在汾阳路衡山路梧桐树下的散步，在老大房买的鲜肉月饼，在功德林吃的素食……不管你是金粉世家还是江北人，白公馆也好，棚户区也好，都是上海风情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永远的上海。
我以为，在写上海的当代本土作家中，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这三位女性写得最好。实际上，对上海历史从不间断的关注，也是这三位女作家共同的兴趣。我曾经跟陈丹燕聊过，赞叹她通过对上海滩史料的搜集，一一再现了上海名人、名伶、名妓、名家、名事和名楼，重塑了十里洋场的往日气派；程乃珊则通过自己和家族三代的亲身经历，还原了上海的小资情调、典型海派风情、讲究的衣食住行。
程乃珊原本可以和王安忆一样，在长篇小说上大显身手的，但后来或许因为健康原因，又或许因为定居香港，虽然后来还写了一些长篇，但她始终没有在纯文学的路上走得更远。
如今，上海已经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了。有人开玩笑说，三环以内，听不见正宗上海话。上世纪初，上海曾是国际冒险家的乐园，今天的上海，或许已成各地暴发户的后花园。上海的真韵、传统，每分每秒都在走样、风化乃至消散，而程乃珊把上海的前世今生留在了白纸黑字上。程乃珊未老而逝，让像我这样怀乡心切的异乡人觉得伤感。但她热爱的海派式风花雪月，她自己的精彩人生，都将在天堂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