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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非常、非常年轻时,看北野武《坏孩子的天空》,见小马和新志蹬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惶惶然不知从哪里来,更不知到哪里去,霾一样的灰色的汗包着柔软年轻的腰身,自行车吱嘎吱嘎响。那声音和画面让我一下慌了,恍惚间青春期的种种心绪一下兜头撞了上来。
拍青春,再也没有比这更入心的。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不年轻了。某天加班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老师让沈佳宜打小报告,伊含泪道:“不要!”我登时大笑,给台湾腔加注解:“亚卖呆。”被同事们批评为心理阴暗―“看个青春偶像剧都能看成毛片”。
其实并非心理阴暗,只是远未满足。不再年轻的一个标志是刻薄。曾有40多岁的老牌编剧一言戳破《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本质―“小伙子追大姐”,让我怅惘许久。那是我最爱的中国青春电影。当马小军被水面上的大脚丫次次踹回水里,当烧荒草的味道直冲屏外,我竟被一种未曾经历过的集体青春记忆擒获了,我感动万分。
可是在纵观姜文之后,我发现,那不是青春,只是非常像。贯穿始终的其实是姜文独有的体味―荷尔蒙。荷尔蒙与青春有很大区别,而我估计姜文会是个终身荷尔蒙过剩的人。他在电影中老谋深算地篡改着自己的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他本人只出现在一个镜头中,却执意要找一个酷似他的少年来主演全片。他是以一颗成熟到烂的心在缅怀,虽然缅怀得非常暴烈。
这可能是我不明白老炮们恶评《小时代》的原因。郭敬明所做的,跟姜文捏着大雪茄坐在凯迪拉克后座呼唤“葛卢姆”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也许只有维度上的不同:姜文边造着青,边告诫观众别信(用不断跳出剧情的画外音),边调侃自己(影片结尾,他让傻子回他:“傻逼!”)。而心思简单的郭敬明只是一味造梦。
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则走得更远。它甚至以青春为借口来开脱青春之后的平庸。在女导演安排大卡车撞死女二号之前,我对身边的朋友说:“女二要死了,可能是车祸。”之所以仓促弄死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女二,纯粹是因为影片的叙述不允许她活下去―这不利于导演之后进行的全面清算:陈年债必偿,青春冤必报,凡美好的必须出车祸,直到每个人把每个人都弄得很不舒服。活活印证了编剧李樯为主题歌填的那句拧巴的词:“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
在范桑特的电影《大象》里,两个男孩放学后在家里弹钢琴,《致爱丽丝》。弹了会儿觉得人生无聊,拿两把枪,到学校杀人去了。《大象》如还愿一般诠释了“我们年轻,我们相爱,我们四处杀人”。这是个很冒险的青春电影例子,它改编自美国校园枪击案,暴力、凶残,而且政治不正确。导演以一种极端的客观态度清清楚楚把事情拍了一遍,用现在进行时。它干巴巴地说,事儿就是这样。但就是这种不管不顾不计后果不正确才是青春。如王安忆在小说里写:“拿一生换一时也干。”
不是现在进行时,也不是过去进行时,甚至不是现在完成时,而是将来完成时―还是华丽虚拟语态。这是中国青春电影的语境,也是它们无法取悦我的原因。说到青春,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倒叙,从回忆出发来到当下,以深思熟虑的口吻向观众解释自己:《阳光灿烂的日子》解释“我们为什么俗了”;《致青春》解释“我们为什么拧巴”;《小时代》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有钱”。
杨德昌说,年轻是一种品质,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十几岁的小四7刀捅死了十几岁的小明,一句解释都没有―并不是说青春电影中一定要死人才能打动我。实际上,青春是一种反逻辑的逻辑。灿烂的成长背后是无可名状的不悦,充满无用功的焦虑,对身体和意识的失控,对当下和未来的疑惑。它是一把刀刃迟钝手柄锋利的凶器。
其实也不能全怪导演。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青春可言,也只好在虚构中忸怩作态:快快把这段日子凑合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以它为名进行怀念了。《致青春》说“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话说回来,观众与作品互相教育,如果打定了主意青春只是用来被怀念的,那它也只可能被过成电影中那个德性―对着空鸟笼怀念、解释、或其他种种,而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其实是青春小鸟始终没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