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跟地震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只是熟悉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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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唐宁探访受灾孤儿。单亲、失亲的孩子是“福溢”一直关注的重点。

“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我们存在的意义，真正让大家明白到这是一种社会的问题，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绵竹市郊区，唐宁跟当地农户租来的大院里，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外出或者到成都参加培训，唐宁将大厅租给一家机构在此做业务学习，也为“福溢”带来一些资金上的补贴。地震已经过去五年，“福溢”的项目也在面临调整，正如唐宁所说，“我们的工作跟地震已经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把我们放在绵竹，跟放在另外某一个地方是一样的。”但唐宁一直在强调，“使命优先。”“福溢”的使命是，致力于西部农村社区发展，以教育、农业服务农村社区，使家庭和谐、婚姻幸福、儿童健康。

2008年5月14日，地震后第三天，唐宁从北京来到成都，在药店准备买药奔赴灾区的时候，遇见一支医疗救援队的后勤，而这支队伍也是在成都机场刚刚成立的，“当时有一个志愿者挺大胆的，在机场，他想肯定也有人做志愿者，就弄了一个牌，写上招志愿者。”这块牌子最终招来两名医生，于是这支队伍成了临时的医疗救援队，加上在药店碰上的唐宁，21个人，被四川省志愿者协会分配到了绵竹。

“我们在村子里面走家串户，帮人处理外伤、敷药。我们去的那一天，还没到，很重的伤员转走了，一般的重伤人员全部都留在那里，只要死不了的基本上都留下。还有一些人心理受到刺激，就发一包板蓝根给他。”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支医疗队解散。6月9日，唐宁也决定回北京，他跟朋友们的创业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但灾区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回过头来比较能够心平气和了，在当时挺生气。”搏媒体采访机会的组织，为宣传而来的企业，拦车要东西的灾民，只顾拍照的志愿者……“我回去之后也有很多的反思，生命挺脆弱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有一些比较哲学性的思想，有一天我在想，如果我的家就在震中的话，我家也难逃灾难。那个念头给我的震撼很大，可能我的人生轨迹就变了。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很好的，我可以继续这个事情。”

一个月后，唐宁回到绵竹，正好有一个机会，让他在汉旺镇武都安置区筹建一个社区中心，这个安置点有3万多人，而那时的唐宁连NGO是什么都不知道。8月17日，“福溢”的前身家园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开始为安置点的居民提供儿童教育、家庭援助、职业培训等服务。三年时间召集了2000多志愿者，服务安置点居民2万多人次。

在“家园”组建之前，志愿者服务高峰期已过，不少人开始陆续离开，“我是做商业出身的，就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格，让志愿者填一填，就是说你什么背景，什么专业，什么特长，你在灾区待了多久，有什么样的体会，对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你以后是不是还愿意参与一些志愿性的服务，我把它们录入到电脑里面。后来我们去招募志愿者，当时这些离开的志愿者都有自己的背景，也有自己的资源跟圈子，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如果有合意的人可以推荐过来。所以‘家园’一开始就有20个人，然后在20多个人到30多个人之间，一直到2009年。到2009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平台就支持不下去了，因为那么多人，需要很大的费用，就算志愿者不用考虑工资，交通、运营成本等都是庞大的支出。我们早期是自己带钱来的，有时也会给别人一些钱，有些志愿者连路费都没有。当时我也在思考，这个团队是不是要解散，我是不是要走。”

“别人也有来谈的，想要收编。我也不是想一定要自己怎么样，有很多东西很微妙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做事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念、理念和想法。那要跟其他的并到一起去，这里面就会要考虑到，虽然大家哪怕做同样的事情，方法会不一样的，里面会有挑战的。而且往往发现做公益的人，大家都有蛮深的想法，而自己的这些想法不太容易被别人接受。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并到别人那里，我们还是坚持自己做。”

2009年，唐宁带着“家园”的团队继续运作，并试图寻找合法注册的渠道。“我从绵竹跑到德阳，从德阳跑到四川省。后来知道成都在搞试点（社团组织“无主管登记”），我就跑成都，成都那边最后也不行，还是要主管单位。我们决不放弃，但也不走关系，不送礼，因为我觉得做公益，连这个底线守不住，我就不要干了。” 2011年5月20日，“家园”更名，在成都注册为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几乎同时也从汉旺镇的板房安置区搬到现在的农户大院，项目也从早期的赈灾工作开始往其他方向转移，主要集中于儿童、青少年教育和农村生计发展。

“我们现在服务儿童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服务那些单亲、失亲的孩子。给我很大的一个思考就是，2008年是一场地震，这样一场有形的灾难把我们带到了这边，现在结束了。我们发现，其实还有一场无形的灾难。我有两个数据，一个是我们2008年拿到的汉旺小学的伤残儿童名单，当时校长给我的有姓名、有电话、有地址的，108个孩子，当时1000多个孩子里面伤残的是108个；2010年的时候，我拿到另外一所小学的名单，那个小学有800个左右的孩子，父亲去世或者母亲去世，或者父母离异的有180多个。”

通过一对一的走访，或者读书会、生日会、夏令营、社区活动等形式，“福溢”希望能介入到孩子成长的家庭和学校，对志愿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人才正是唐宁面临的问题，“都不太专业，摸着石头过河嘛，关键是要有爱心。你要愿意，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会选择留下来，就好像你看言情小说，那个男的或者是女的喜欢对方的时候，会记住他的生日，他的毛病，他的特点，他会想方设法做很多事，是因为他投入了对爱人的关注。我觉得同样的，你发自内心地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这样的状况让我很伤心，我真的很希望来做点什么，没有这个动力的话，你很难去为他们做事情。”

“福溢”希望选出4个乡镇作为项目点，以便相对固定地为儿童提供服务，“我们先没动之前，一直在跟政府沟通，所以现在那4个乡镇，还有两个没落实。没落实的时候，教育局、民政局，还有团委，或者文明办，每个部门都不管你，但是你必须得主动去。你要做事的话，你就真的要很冷静、客观地面对这些东西，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可以不做事，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所以是有一定的挑战的。除非你真的看到这个群体的需要，这就成为一个动力，推动你去面对人家那种冷眼，甚至有些人还质疑你到底什么目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我们存在的意义，真正让大家明白到这是一种社会的问题，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福溢”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志愿者的捐助。去年，“福溢”在汉旺镇租下一块100多亩的林地，养鸡和牛，希望可以补贴机构运营的资金，同时也希望为当地的农民做一种示范，“都说农村没法赚钱，只能出去打工，我们选择这样做，我觉得也是推广一种理念，怎么在土地上能够提供安全的产品？”唐宁给这个农场的时限是3年，如果3年后农场能挣钱，他希望当地的农民能参与进来。

面对项目多变的疑问，唐宁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的弊端，也是我们的优势。弊端就是跟很多成熟组织、国际组织比起来，它们有亮点和规划，甚至做事比较有套路，但是最后有一些组织被迫撤离，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应变不够。比如在全球各地，它们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去做，但是发现跟中国的政府部门合作就不行，因为政府部门太强势了，给它们的空间也不够。我们会有这些变化，会有这些调整，当然也会有犹豫，这是不好的地方，这个会造成一些浪费，所谓的浪费就是资源上的浪费，配制上的浪费。调整就会有停留，甚至有拐弯，这些都会有的。好的地方是你能够适应环境的需要和变化做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平和地去看吧。”

地震过后，集中在绵竹的公益机构最多时有二三十家，甚至成立了联席会议，随着项目陆续结束或者其他原因，如今还在运转的屈指可数，但是唐宁会留在这里，他跟女朋友在这里结婚，他们的女儿也出生在绵竹的板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