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新考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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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子侯刻石

刻于新莽天凤三年（16）二月，又名“新天凤刻石”。文曰：

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子良等用百馀人，后子孙毋坏败。

莱子侯刻石自从被发现那天开始，这上面的35个字一直为学界所瞩目，清代金石学家陆耀遹所著《金石续编》录道光丙戌初秋诸城王金策题跋，详细描述了刻石发现时的情况：“颜东田孝廉逢甲，滕人，笃诲好古。丁丑秋携友道卧虎山下，踞石小憩，其端整似经匠手，苔藓纵横，仿佛文字，遂汲泉洗濯，拓以故纸，点画毕见。”[1]这是刻石被发现时的情景。可以想见当时颜先生的惊喜之状。

惊喜之外，这位好古的老人还有几句感慨：“独念地非幽辟，从古地志金石诸家均未著录，且久历雨淋日炙、敲火砺角之劫而岿然，焕然待时而显，何与？殆天以人理灭绝至莽已极，尚有此好义敦睦之士，足以扶道教而植人纪，故爱护閟惜不使霾没与！”[2]

为记缘起，颜老人还在石的右侧界栏外刻题记三行：“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郡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颜氏在这三行题记中，除告诉我们发现刻石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物外，他还肯定地指出了刻石的用意：“盖封田赡族者”。有了“封田”、“赡族”这定位的信息，后世学者便顺着这一思路往下走，把“封”理解为“封田”，把石头解释为“界石” ……。接着往下发挥，还有人实指所封者为“义田”。既为“义田”，那么后面的“莱子侯”当是莱国的“贵族”，甚至想象得更远。

《说文》对“封”字的解释是“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于是后世所有的字书都把这个解释当作第一义项。但是，考之《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沟封之。”《小司徒之职》：“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边疆之封。”《封人》又说：“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社壝”又是什么呢？《周礼·春官·鬯人》说：“社壝用大罍。”注：“壝，委土为墠坛，所以祭也。”《大戴礼·保傅》：“封泰山而禅梁父。”《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于是封之，崇四尺。”又见同书中有：“吾见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不封不树。”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建立公卿大夫及王子弟食采的小城（都鄙），要挖沟培土当作边界的标志，以确定小城邑的范围，叫封沟。建立邦国在其边界上做标志叫封。筑坛祭祀叫封，培土为坟也叫封。那么“封”字本义应是培土。《说文》上的解释实在应当是引申的第二义项。

那么，莱子侯使支人所为之“封”，是个什么“封”呢？用了百余个人工，工程量不算小，告诫子孙毋坏败，表明对他们宗族的意义重大而久远。我们还知道它不会是城邑的或邦国的界域标志，因为它仅是属于莱子侯及其支人的，不是都鄙的或邦国的。但是仅从这些方面，我们仍然不能知道它究竟是田界、祭坛、抑或是坟冢。这块石刻的发现者以为是田界，所以题记中说：“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从文本看，没有明确提供说明，所以不能指实。他们指实为“封田”并且是“赡族”，是没有根据的。顺着发现者的思路，人们当作田界来理解，于是又有人指实所封者为“义田”，这就走得更远了。赡养族众的“义田”，可能出现很早，但文字记载不会早于北宋范仲淹《义田记》。

对于《莱子侯刻石》这种公元一世纪的古老文字，作者提供多少信息，最好我们就接受多少信息，不可发挥想象力，把后世的东西想像进去。结果不但错误理解了刻石原文，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模糊概念。

莱子侯，应当作人名来理解。尽管“子”和“侯”都是爵位名称。并且正因为它们都是爵位名称，叠用起来便不合道理。“子”便不能同时是“侯”，“侯”也不应再是“子”。就像“鳏寡孤独”中的“鳏”和“寡”一样，一个人不能兼占两样。况且西汉（包括新莽）时期，虽是郡县与邦国并存的，但考之《汉书·地理志》，属于今鲁中南一带的郡国中，并没有一个侯国名“莱”的。所以有的材料望文生义地把“莱”解为封国，“侯”解为爵位，都是欠妥的。所以应理解莱子侯为一个人，这个人是有身份、有地位、能号令和指使族众的。仅此而已。

子良，也应当作人名来理解。或见“”释为“诸”者，旧统称伯父、叔父为“诸父”，但相对应的侄儿却不称“子”。因为这与“诸个儿子”混淆了。“诸子”一词，除特指诸子百家的以外，还解作官名，解作诸姬妾。唯不见称侄为诸子的。但细绎此石刻文义，“使诸子”而且用“百馀人”不可能是儿子，只能理解作族中的子侄晚辈。这样理解显然也有些勉强。或见“”释为“储”者，但字书中又找不到依据。

因此，《莱子候刻石》应当作如下解读：“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替宗族内本支派的人们做了一个封土的标记。使子良等人动用了一百多个人工。以后（本支）子孙不要让它毁坏了。”仅此而已。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颜逢甲明言“得此于卧虎山前。”那么卧虎山在哪里呢？陆耀遹《金石续编》言及《莱子候刻石》发现地时，有这样的记载：“峄山西南廿里，曰卧虎山。山阳皆土，一石直南北卧，山足地势高平，俨然堂基，此其西南隅附土者也。”[3]按陆氏所指方向，遍查邹县旧志，均无卧虎山者。好在《邹县续志》为我缩小了范围：“旧在西曹社卧虎山麓。”[4]那么“西曹社”在哪里呢？《邹县续志》云：“（西曹社在邹县南乡，包括）：东曹村、西曹村、东韩、西韩、界河、温石、金山、阚庄、前屹、后屹、杜家、七贤、白石、九山、龙泉、保安、唐家楼、夏阚铺、张家、王甫、单家、巫山、雷山、骑山、安家”[5]二十五个村庄。如果给这二十五个村庄划一个范围，便是北、东至峄山，西至凫山，南至界河。在这个范围内遍寻山下百姓，均不知有称卧虎山者。或颜逢甲某山自称一名，该名尚未社会化？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峄山西南廿里”、“西曹社”之卧虎山，定是这一范围内的某一不知名的小山或小丘。这座小山现叫什么名字，目前我们尚无资料指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绝非今之资料所言“邹县郭里境内”。[6]

注释

[1][2][3]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见《金石文献全编》册二，第2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娄一均《邹县续志》卷十《金石志》上卷，第3页。闲雕邑廨藏版，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

[5]同[4]卷三《建置志》里社，第9页。

[6]建国以后《邹县（城）志》均言《莱子候刻石》发现于“邹县（城）郭里境内”。第一本持此说者，属指鹿为马，此后持此说者，均属成误相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