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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困、封闭、落后的小山村,有一群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死亡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绝望、恐惧的阴霾包围着整个村子。淳朴、善良的村民在默默地承受着,茫然无助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年轻人赵得意和商琴琴不甘心生命就这样终结,他们要追求幸福,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天就要带着希望过一天。生命是如此的绚烂,艾滋病魔却更加可怕,人性在极度压抑中变得张狂、扭曲。最终,他们在新婚的小屋中死去,幸福生活对他们是如此的短暂……
这是电影《最爱》讲述的一个关于艾滋病的世界。艾滋病这个抽象的名词,影片用一幕幕的画面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是如此的沉重,又是如此的可怕……治疗艾滋病是千万人的期待。但同时,艾滋病也是世界公认的不治之症。但是,艾滋病是否真的无药可治?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台湾的陈丰耀老人走进了笔者的视线。他的经历,他的故事,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启示。
吉林行善施药
陈丰耀,来自台中市。虽然年过古稀,但是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2006年2月,陈丰耀经过考虑,决定到吉林省吉林市进行治疗艾滋病的尝试。也就是在这里,一位艾滋病患者奇迹般的“转阴”,使得陈丰耀坚定了艾滋病能治愈的信心。同时,媒体对此事的一番热议,也动摇了人们心中艾滋病是绝症的观念。或许,艾滋病真的可以治愈。
2006年2月22日,通过有关报道,陈丰耀与吉林市的一个艾滋病关爱协会的理事朱丙金取得联系,并随身携带自制的“治艾”药物乘机来到吉林市。陈丰耀的思路是,委托朱丙金为搜登站镇艾滋病患者免费送药试吃,当然前提是自愿接受。刚开始,当地的艾滋病患者早已对“治艾”药物失去了信心,只有2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服用,不久增加为10人,没过2个月,增加到100多人。这些服药的病人大都集中在搜登站镇二道沟村。
据陈丰耀提供的“病例”显示,二道沟村服用药物的患者们在服用三个月后有明显效果:体重增加,睡眠正常,身体感觉有力气,不再发烧、疼痛、发痒……免疫力值经过检测,大都能有大幅提高,有的接近正常人。这些患者服药后,没有一例产生毒副作用。
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一个叫温丛成的艾滋病患者,血清抗体竟奇迹般地“转阴”,《华西都市报》、《新文化报》等媒体率先报道了这个新闻,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议论。陈丰耀坚定的认为这是温丛成服用半年这种药物的结果。
温丛成是吉林市搜登站镇农民,家有兄弟4个和一个妹妹,排行老四的他6年前来到沈阳开车,每月工资约1000元。原本打算攒够钱回家弄辆车开出租,再娶个媳妇生个儿子,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2001年9月,在沈阳打工的温丛成,突然接到电话说大哥干活被砸伤,流血不止。心急如焚的他当日就回到吉林市,为了筹集医药费,温丛成和大嫂到市中心血站去卖血,结果血没有卖成,却被检测出HIV抗体阳性。温丛成和家人并不相信这个结果。同年11月,温丛成的三哥也接到疾控中心通知,到吉林市抽血检查,结果也是HIV阳性。就这样,温家人在半信半疑中过着日子,直到2003年。
2003年初,镇里相继发现HIV感染者,这些感染者都有共同的经历:1985年至1994年之间曾在搜登站镇卫生院采浆站卖过血。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对此高度重视,遂对两个镇曾卖过血的农民做HIV抗体检查,结果查出70多个HIV感染者。2003年年底,温丛成收到吉林省疾控中心的确诊通知单。从此,他被列入艾滋病感染者的行列。当看到其他艾滋病患者接连死去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得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病,顿时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陈丰耀说,2006年4月,经朱丙金介绍,温丛成和同村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服用陈丰耀免费提供的中药。另外,陈丰耀还提供资金,委托朱丙金定期为他们进行检查。2006年10月19日,温丛成在吉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做了HIV抗体检查,结果居然呈阴性。两天后,温丛成又到吉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化验HIV抗体,结果还是阴性。当温丛成拿着两份检测报告时,他眼里噙着泪水不停地追问医生:“我真的好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在给我开玩笑吗?”11月29日,温丛成决定再做检查。这次他分别到吉林市四六五医院和吉林北华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做了HIV抗体检查,两份化验单的结果一致:HIV抗体呈阴性。
朱丙金这时感到非常吃惊,他意识到这是医学界的大事,于是当作新闻线索告诉了报社记者,记者很快找到温丛成。2007年7月13日和7月14日,在记者的见证下,温丛成又在吉林北华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两次HIV抗体检测,其结果依然呈阴性,温丛成痊愈了。随后,《华西都市报》、《新文化报》等媒体率先报道了这个新闻。
但是,随着媒体关注的不断升温,在一些记者采访时,温丛成变得语焉不详,他要么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服用了一位台湾商人提供的免费中药,是不是这种中药起了作用他就不知道了;要么就是说自己没有服过药物,认为当初当地疾控中心给自己化验错了,自己压根不是什么艾滋病患者。
对于这,陈丰耀认为是温丛成起了贪心:“他如果承认服用了药物,等于是给药物做广告,不给一笔钱,他是不会承认……”他委屈地认为“做不做广告,事实摆在眼前,我救了你的命,你既然吃了我的药产生了奇效,为什么不说实话?那样哪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事关重大,如果能通过你这个病例,引起国家对这种药物的重视,对广大艾滋病患者无疑就是个天大的福音……”
随后,因为和温丛成产生的不快,让陈丰耀感到很伤心。2007年5月,在得知河南尉氏县也是一个艾滋病的“重灾区”后,陈丰耀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河南。
首批艾滋病患者中7人“转阴”
尉氏县是河南省艾滋病的重灾区,上世纪90年代,由于当地违规采血现象盛行,贫困农民争相卖血致富,为此,全县感染艾滋病患者甚多,仅邢庄乡就有艾滋病感染者1200多名。2007年5月,经过朋友介绍,陈丰耀与尉氏县邢庄乡艾滋病救助协会的苏学堂相识,对方提出想让陈丰耀到河南来施药的想法。
苏学堂是尉氏县邢庄乡玉响村农民,妻子、哥哥等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先后病发死亡。被艾滋病魔搞得家破人亡的他,看到当地众多艾滋病患者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他便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了艾滋病救助关爱协会,义务为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寻医问药。对于苏学堂的请求,陈丰耀当即答应每月定期向尉氏县的患者施药。两人商定,先确定50名患者自愿免费服用。
同在吉林一样,开始时,想让患者相信这种药的疗效并不容易。患者们认为:“艾滋病这个世纪绝症,全世界都治疗不了,这药有那么神?无非是想拿我们艾滋病人做试验罢了……”看到大家都不相信,苏学堂决定先给一些已经发病的、病情较严重的艾滋病患者做工作。
陈丰耀讲述说,年过50岁的李兰是服药的第一个病人,因为卖血,在2003年和丈夫一起被查出感染艾滋病,2004年丈夫发病死亡。丈夫死后,李兰也病入膏肓,不仅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不断地流鼻血,沉重的精神压力还使她一度精神失常。这时,苏学堂带着药来到李兰家,劝她服用这种药试试。抱着最后一线求生的希望,李兰开始按时服用这种药物。
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李兰的鼻子从吃药后开始不再流血,原先一个星期都不能解手的她,大小便开始正常,睡眠由原先每天的2、3个小时,增加到5、6个小时。两个月后,李兰的食欲大增,体重也增加了不少,一直卧床不起的她从床上爬了起来,能够到地里去收麦子了……局面就此打开。李兰的变化,让同村和邻近的艾滋病患者大吃一惊。一些患者纷纷向苏学堂求药,原本只定了50个人的药量,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的发挥了奇效。
2007年12月27日,一个石破天惊般的消息传来。一位叫李军的患者,在服药半年后,经尉氏县人民医院检测,HIV抗体呈阴性。陈丰耀描述说,李军是尉氏县邢庄乡雷家村人,家里有两个孩子,种着5亩薄田维生。因为卖血,2003年被县防疫站检查出感染艾滋病。2007年5月,李军自愿服用他提供的药物时,已经发病,全身发痒、疼痛,CD4(免疫力值)只有185……在服药半年后,李军身上的不适已经消失,于是找到苏学堂要求检测。当在县医院检测证实他的HIV抗体已经转阴时,李军不敢相信。当天,在苏学堂的陪伴下,他又来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测,结果仍然是阴性。
李阴的情况也让陈丰耀和苏学堂等人大吃一惊。陈丰耀当即飞赴河南。他和苏学堂组织第一批吃药、病情得到了极大缓解的50名患者,到尉氏县人民医院分批检测。经过检测,结果让他们目瞪口呆:这50名患者中,有7人HIV抗体转阴,其他未转阴的患者,像第一个吃药的李兰等人,CD4(免疫力值)也都接近正常人。
从2007年12月27日到2008年1月18日,陈丰耀又出资、委托苏学堂带着李军、刘梅等7位第一次检测HIV转阴的患者,分别到开封市第一人民、河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检测,结果无一例外是阴性。县、市、省三级医院的检测,终于让这7名患者放下了心头沉重的包袱,拿着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HIV抗体呈阴性”的报告单,他们犹如得到了“死刑”的特赦书一般兴奋不已。在从郑州回尉氏的路上,泪水都流个不停……
CD4和HIV病毒载量――这是艾滋病检测的两个必须常项,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8月颁布实施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CD4的数量决定着人体免疫力的高低,而通过病毒水平的检测才能确定治疗是否有效。
CD4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细胞,它的数量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免疫功能。正常人的CD4一般在400至1000不等,而艾滋病感染者的CD4一般会降到400以下,严重的降至200以下;病毒载量顾名思义就是艾滋病人身上携带的HIV病毒数,病毒载量在正常人身上几乎没有,而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上则常常数千上万,甚至数万数十万。因此对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疗效来讲,如果在给艾滋病感染者服用一定周期后,病人服药后的CD4比服药前上升、病毒载量比服药前下降,那就证明这些药物对艾滋病治疗确有疗效,反之则无效。
古稀台胞 缘何能医治绝症
严格来说,陈丰耀并不是中医,之所以能治疗艾滋病还得从头说起。陈丰耀祖籍福建,但他出生在台湾,也一直在台湾生活。家人在台湾经营纺织品生意,事业有成,家境殷实。
1989年,陈丰耀把台湾的生意交给两个儿子打理,转道香港,来大陆投资做生意。这些年,他先后在广东东莞、四川自贡等地投资办厂,生产儿童玩具,并在厦门、武汉等地投资房产生意。2006年1月,因为年龄大了,家人不放心他整日在外奔波,为此,他将东莞的厂子转让,准备回台湾安度晚年。但这时,一篇名为《68名艾滋病患者为生命索赔》的新闻报道,让他改变了主意。吉林市搜登站镇所辖村落里的村民因当地血站涉嫌违规采血,致使多名农民感染艾滋病的悲剧。当陈丰耀看到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农民的不幸遭遇时,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心。想为艾滋病人做点善事的他停下了返台的脚步,萌发了想到大陆艾滋病疫区去看一看,尽自己的一点薄力的想法。
通过对艾滋病的进一步了解,他得知,艾滋病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人体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免疫力缺乏、低下,人体免疫系统被一种叫做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病毒所破坏,因此身体丧失了抵抗力,不能与那些对生命威胁的病菌战斗,从而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致被感染者死亡。如果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的免疫力能增强,那么他的抗病毒能力也将大大增强。想到这里,他忽然灵光一闪。决定将自己全家多年服用的一种保健药品加工一部分,送给患者免费服用。
陈丰耀介绍说,自己因为从小体质虚弱,因此,经常感冒生病,成了台中市自家附近一家中医诊所的常客。因为去看病的次数多了,他和那家诊所的一名坐堂老中医成了好友。在那名老中医的熏陶下,他也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对岐黄之术略懂一些。十几年前,那名悬壶济世的老中医要退休回老家养老了,特意交给了他一个用十几味中药组成的药方,叮嘱他以后按方配药,常年服用这种药物,就能起到强肾健体、百病不侵的奇效。
他如法炮制施行,果不其然,几年后,他就觉得自己身强体健,精力充沛,和从前判若两人,以前的那些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小病,再也不来纠缠。兴奋之余,他又向家人推荐这种药物,于是,他的两个儿子和老伴也开始服用。经过十几年的“试验”,他们全家人对这种药的作用深信不疑,全家人的身体都非常好,很少生病。尤其是陈丰耀,虽然天天在外奔波做生意,着急上火、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但这么多年,他觉得自己的体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老当益壮。
“这种药的成分无非是传统中药中的枸杞、苁蓉等对人体有益无害的补品。我自己和全家人吃了十几年,觉得这种药对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有很大作用,所以我想配制一点,给那些无药可医、无药可吃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服用,如果他们吃了管用,那我也算为艾滋病人做了一点好事。如果他们吃了不管用,那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陈丰耀说。
如今,由于患者用药量大,陈丰耀每月都要在厦门那边的委托药厂成批加工,然后由他乘飞机送来,按期给患者分发服用。他希望,这种中药制剂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从绝望中走出来,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从2006年至今,尉氏县先后有数十名艾滋病患者在当地艾滋病关爱协会的组织下,定期服用陈丰耀免费提供的中药。这些患者在服用陈丰耀提供的中药时皆已发病,轻重不同。有的患者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但服用他的中药的患者除一名患者死亡(因贫穷和家庭矛盾原因自杀)外,其余患者存活至今。
这些患者在当年开始服药时,病情普遍的特点是: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发烧、抵抗力弱;因为服用国家提供的抗艾药物具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这些患者本来羸弱的身体更加痛苦:食欲差、经常胃烧呕吐,浑身无力,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稍重一点的农活儿都干不了。如果夫妻双方都得了艾滋病,孩子又小,家里仅有的几亩农田只好撂荒或者承包给邻居耕种,生活陷入到极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
由于免疫力低下,不少患者还患有很多奇怪的并发症,除了经常感冒发烧,最常见的就是皮肤溃烂,浑身长满可怕的疱疹……在忍受肉体的疼痛的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精神上的煎熬:一旦被得知患上了艾滋病,邻居和亲戚和他们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走到哪里,人们都远远地躲避着他们。有的患者由此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从2006年至今,陈丰耀先生已记不清他往尉氏县跑了多少趟。多的时候一个月坐飞机经郑州往尉氏跑两趟,少的时候也要两个月跑一趟。这些患者和他无亲无故,但他总觉得心里有一份牵挂和责任。他说,“他们都是些几乎被社会抛弃的人,如果我力所能及地对他们有一些实际的帮助,帮他们减轻病痛,我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每次去尉氏,拎着满满一皮箱加工好的中药的陈丰耀,一入住宾馆,第一件事就是急迫地通知那些已经快没有药的患者到宾馆来领药。 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还常常领着十几个患者到饭店“搓一顿”,给这些平时连肉也舍不得吃的患者打打牙祭,补充下营养。时间长了,宾馆的服务员、经常接送他的的士司机、饭店的老板都成了他的朋友。看到他和这些艾滋病人这么“亲密”,连吃饭都像一家人一样围坐都在一个桌子上、在一个盘子里夹菜,这些“旁观者”也深受感动, 不过,大家也替他担心,经常提醒他说,“你和这些艾滋病人在一起吃饭,不怕被传染吗?”他淡淡一笑,顺便给大家开始普及关于艾滋病的常识,“艾滋病只通过血液和性途径传播,你看我和这些患者接触了这么多年了,在一起吃饭也无数次了,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吗?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都要像朋友一样来关心他们!”
2011年7月,在媒体朋友的见证下,陈丰耀再次来到尉氏县,看望这些服药的艾滋病患者,为他们送药,询问他们的病情。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从2003年开始在吉林为艾滋病患者免费送药,以及从2006年开始的尉氏行善之旅,尽管他付出了数百万元的经济代价,但他收获的是患者的尊敬,先后有200多名艾滋病患者在服用他的中药后提高了生存的机率和生命的质量。 这些患者在服用他的中药后大都存活至今,没有再发病,身体非常健康,几乎和正常人无异,气色转好,并发症减少,男人开始在外地打工,女人可以在家种、操持家务,生活又重新步入了正轨。
2011年7月,陈丰耀在尉氏县回访了几名当年的重症患者,他们通过服药现在的身体和生活的情况如下:
李军,现在已经在开封和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5年,已经停药3年,身体无任何不适,靠着这几年在外打工赚的钱,他还在村子里盖起了一栋漂亮的二层楼住宅。
苏梅,今年49岁,全家7口人,2004年和丈夫因为卖血被疾控中心查出双双感染了艾滋病,2007年和丈夫发病后,开始服用陈丰药提供的中药至今,效果良好。因丈夫后来又患有股骨头坏死症不能下地干活,她和大儿子种着全家的十多亩地,她除了种地,还在家养猪,带孙女,天天忙的不亦乐乎。她说,“刚查出病那会儿,我和老伴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浑身疼痛,根本干不了农活,这几年,我们就是靠着吃陈老提供的中药挺过来的。现在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很正常,和没得病之前差不多,有食欲、有力气,更重要的是,有了生存的信心!”
艾蓉,48岁。全家5口人,两个儿子,一个在家种地,一个在新疆当兵,丈夫在郑州打工。杨爱蓉和大儿子在家种着8亩地,加上老伴在外打工赚的钱,全家人一年收入三四万元,生活小康。和苏梅一样,艾蓉也在2007年发病后,开始服用陈丰耀的中药,现在身体基本无任何不适,她还成了全家的壮劳力。
谢堂,41岁,2003年和老婆因为卖血双双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而在2008年,谢堂的老婆因为发病已经去世,被艾滋病毒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他,有幸在2008年开始服用陈丰耀提供的中药,现在几乎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一天比一天好,从三年前开始,浑身又充满活力的他开始在县城蹬三轮拉客,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地忙着挣钱,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濒临死亡边缘的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是否真的无药可救?在多年以前,或许人们会肯定的说:是的,无药可救。但是,在如今,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艾滋病肯定会有治疗的方法。陈丰耀凭借的是一张中医的药方,属于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范畴。众所周知,如今,中医在治疗艾滋病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实践也证明了,规范的中医治疗对艾滋病有确切的疗效。在此,我们可以抛开那些不管是偏见还是握有真凭实据的质疑与否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陈丰耀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中医确实存在治疗艾滋病的可能。按照陈丰耀的说法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看疗效。(因涉及患者隐私,文中除陈丰耀、朱丙金、温丛成、苏学堂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