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的概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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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趋势一旦形成，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优美格局和朝向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物价上涨、雪灾不期而遇、次贷危机累累、震后问题重重、房价何时真降、CPI一路飙升，存款准备金率第一再上调……这些复杂的、但又密切关乎民生问题的经济现象让中国经济正身陷似乎谁也看不清的迷局之中。
按照6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看，这个同比上涨8.2％的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4个百分点：而就在6月10日公布的5月CPI数据却显示同比增幅7.7％，远远低于4月8.5％的增幅。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两大指数之间的矛盾，似乎在告诉人们。中国经济走势疑似出现了“新迹象”。因为在连续三年GDP10％左右高增长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9％以下。然而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今年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劲增长10.2％。
统计显示，1至5月，500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钢铁、水泥和铝的投资分别增长了6.6％、55.3％和38％，明显低于去年全年96.2％、113.4％和86.6％的增长速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呈加速回落态势。此外，按规律，本币升值应该引发不动产的升值，通货膨胀的下降。中国经济对此作了一个反证，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不动产的贬值，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
实际数据与经济学家们预测数据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性通货膨胀日益明显。年初中国南方大范围雪灾，5月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不稳定性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双重考验”。中国经济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运行态势格外令人关注。
年初总理的一句“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让人难忘，时过半年，CPI只涨不降，调而不控的危情愈发严重。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现象的背后又将呈现怎样的经济脉象?本刊对话“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通过解析这些问题试图找到些许答案。
《新世纪周刊》VS张军
被忽视的“外部震荡”
新世纪周刊：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张军：宏观经济形势像是流动的水，流量和流速的大小怎么样，从哪儿流来向哪儿流去，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在宏观上。所谓的经济形势是通过流量(flow)反映出来的。这让我想起了50年前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d of Economics)，流体力学出身的新西兰经济学家Phillip发明的那部模拟宏观经济流量平衡的机器了。一直摆放在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中心的这架机器，在1997年伦敦经济学院100周年的时候捐赠给了伦敦的科技博物馆。在这之前，我每次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我就会去看一下这架宏观经济的模拟机器。
说到底，要看明白我们当前宏观经济的变化，就要看明白我们经济中的需求流量为什么会变化。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改变引起的，与供给方面的关系不大。这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相对比较不容易改变，比如，我们的劳动力规模、资源的数量以及技术状况等，这些因素在短期里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在长期，它们才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新世纪周刊：6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CPI数据、CPI涨幅首次大幅下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经济开始趋冷了，拐点说也越来越多，你怎么看?
张军：无论怎么说，中国的宏观经济今天与5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了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在货币量或者总需求方面。那么，这个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变化大概可以理解为由一个我们没有怎么特别重视的“外部震荡”引起的。是这个震荡掀起了我们经济中的平静的流量。
新世纪周刊：这个“外部震荡”是怎么发生的?又发生在什么时候?
张军：我认为发生在2003年前后。为什么总的需求会发生猛烈的增长震荡呢?这就得从2003年之前的经济环境说起。在1998-2002年这5年间，我们的经济遭遇的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出口遭遇了寒冬。原来用于出口的生产能力不得不转入国内市场来消化，结果相对于国内的需求状况，生产能力突然增加了。于是，宏观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
为了走出物价(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局面，我们在政策上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放松了金融的控制，信贷和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并通过大规模的鼓励消费信贷和放松金融管制的办法，激活了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进而激活了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需求。
所以，从200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由于需求激增，之前过剩的产能很快被消除，而且原来受需求约束的部门被打开，流量开始剧增。GDP增长加快，很快超过两位数。随之不久，由房地产拉动的其他投资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成为流量最大的变化。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以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于是，在2003-2004年间，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都看见了经济趋热的苗头。
全球资金掉头引发经济过度繁荣
新世纪周刊：这中间似乎是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直暗中起关键作用?
张军：房地产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增长加快。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储蓄能力。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因为流量必须平衡，顺差加速不是汇率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增加的结果。
新世纪周刊：人民币升值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张军：顺差不断增长意味着在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也意味着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不断被低估。在这个局面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然让全球的投资者把更多的外部资金掉头，以隐蔽的方式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资产市场，迅速助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并演变成过度繁荣的局面。因此，2005-2007年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对付流动性的过剩和控制资产部门的膨胀着实让中国的央银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政府
在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新世纪周刊：政府也一直在加强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调而不控”已成事实，这两年的情况是不是证实了这一点?
张军：2007年初通胀的迹象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可是货币当局总是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2007年以来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5次，目前已至17.5％，创22年来最高水平：人民币利率提高了6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已达到4.14％：此外，央行还6次发行定向央票，紧缩力度加强。
但是2007年10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还是增长了18.4％，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基于2007年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央决策部门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内部平衡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2007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政策目标确定：由“一防”变“两防”。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胀的上升，则有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局。
新世纪周刊：控制通胀的能力受限是否跟今年以来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坏也有直接关系?
张军：是的，当国内的信贷控制和货币政策收缩的时候，国际上以石油、粮食和其他基础商品涨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却加快了，并演变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使得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通胀若加剧将根本性改变经济格局
新世纪周刊：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形成，今年经济增长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张军：2008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出口增长的回落。连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费尔德斯坦也说美国经济的衰退概率被认为超过了50％。中国有近1/3的东西是出口到美国的。中国2008年的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肯定在增加。而出口部门影响的直接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必然从严掌握。这样做也肯定放慢经济增长。2008年，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会让企业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一个成本调整的时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新世纪周刊：按照你的估计，进入调整周期的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脉象?
张军：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也许过了50％。如果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再加上出口会回落的话，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这样政府就将面临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上的压力增大。财政赤字虽然这些年来没有增加，但今后的规模肯定要不断扩大，也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趋势一旦形成，经济增长回落，那么10年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优美格局和朝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