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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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限理性是比完全理性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的假说。论文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主要从决策者自身和决策环境两方面来考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影响个体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四大因素——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有限理性与这四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研究。
Abstract： Bounded rationality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reality than complete rationality. Based on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by using a qualitative method， discussed four impact factor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 decision-maker： cognition， cost of intelligence， uncertainty and cost of information.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 four impact factors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he four impact factors was studied.
关键词： 有限理性；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信息成本
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cognition；cost of intelligence；uncertainty；cost of in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5-0007-03
0 引言
完全理性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其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但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分析实际问题时，常常会出现一些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研究结果。针对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的这种缺陷，西蒙等学者提出了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的“有限理性”假说，即“行为主体打算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有限理性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造成的现实偏差，其分析结果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而对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务实有限理性理论的理论基础，使得该理论得到更好的应用，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以更好的进行决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目前，对于影响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因素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首先西蒙[1]认为有限理性是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的不足所导致的；Rubinstein[2]将有限理性的原因归纳为简化问题的倾向和认知能力的不足；Conlisk[3]则认为有限理性的成因是决策过程中存在复杂的成本和激励机制；以Kahneman和Tversky为代表的行为决策学家们则将有限理性的原因归因于人们在决策时存在的框架效应[4]、心理账户[5]、成本沉没效应和过度自信[6]等。何大安[7]认为行为经济人的抉择是在认知局限、环境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做出的；李亮[8]主要分析信息、心智成本、非理性因素这三方面如何作用于行为人的决策过程；柴盈、何自力[9]把有限理性产生的机理归为行为人自身的生理限制、直觉和推理双系统原理、心智成本为正；江涛、覃琼霞[10]将影响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因素概括为认知、环境和随机扰动因素。
本文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主要从决策者自身和决策环境两方面来考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影响个体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四大因素——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有限理性与这四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研究。
1 决策者自身条件的限制
从决策者自身来说，在决策过程中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的因素主要有认知和心智成本。
1.1 认知 认知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前，认知是决策者分析判断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最后决策给决策者带来经济收益的多少；在决策过程中，认知影响决策者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还影响决策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测，进而影响对备选方案的最终结果收益的分析计算；在决策后，决策者通过对决策结果的反馈进行认知学习，优化改进决策。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人是全知全能的，能够找到所有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还具有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但是有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人是达不到全知全能的，人的认知有限，存在一定的偏差，因而只能是有限理性。
认知是指决策者关于自己所处环境的所有知识、观点、信念以及情感，包含了人的认识水平、智力水平、判断能力和计算能力。由于受到生理、心理能力的限制，人脑对信息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以及逻辑运算能力等都有限，这样就影响了决策者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从而使决策者不可能找出所有备择方案；即便能够找出所有备选方案，受逻辑计算能力的限制决策者也不能完全量化所有方案的结果，不能完全了解这些方案的所有后果，进而最后不能对所有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从而选择最优方案。
如果在决策过程中时间、信息等外在条件允许，个体决策者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能够达到完全认知，其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计算选择最优的方案。但是，这种最优化决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通常得不偿失，而且现实的经济社会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实践表明，现实的决策者大多只能找到相对满意的备选方案。
1.2 心智成本 完全理性假设认为心智成本为零，人的心智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无限资源。但是事实上，心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利用心智时必将有成本发生，如此则理性就存在限制[11]。比如，决策过程中的计算，决策者需要进行思考、分析、推理，这个过程会耗费决策者的脑力和时间，这就是心智成本。
心智成本是人类运用理性与非理性，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所花费的成本。心智成本包括理性计算的思维成本、对信息理解和处理的成本、认知协调成本以及与情感、动机、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12]。也正是由于心智成本的存在，要想达到完全理性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其所需的心智成本太大，有时甚至难以承受。因此，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有时不愿意运用自己所具有的理性分析能力，或者只是部分地运用，如此决策者达不到完全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理性。
由于心智资源是稀缺的，决策者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成本获得最大的心智收益，即心智成本最小化。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对难度较大的决策问题时，决策者往往在决策过程中利用经验、直觉等快速节俭方式简化信息，借助一些非理性因素进行决策，都是为了减少心智成本。卡尼曼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结合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指出，行为人在理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往往采取一些启发式决策来代替最优选择的方案，比如易得性启发决策、代表性启发决策、小数原则和调整与锚碇效应等[9]。
2 决策环境的复杂性
从决策环境来说，在决策过程中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的因素主要有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
2.1 不确定性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其概率分布。然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大多数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甚至决策者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性。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都一无所知[13]。此外，环境随时间在不断地变化，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环境中固有的不可预知性，这一不可预知性既包括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包括由决策者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即人们不可能计算自己决策与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对于风险决策者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预知其概率分布，而对于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是无法预知的，甚至对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这些未来事件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全新的、从未见过。决策者的行动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适应或者对抗所在环境的博弈过程，环境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决策者在行动选择过程中无法达到全知全能的理想境界，从而导致了有限理性。
2.2 信息成本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市场上信息充分，决策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显然这与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不相符，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竞争，达不到信息充分和信息完全，而且行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信息分布在不同的决策者手中。即使随着计算机网络、电话等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已是信息社会时代，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环境中通过一定的工作获取有用的信息来帮助其进行决策。
由于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个体决策者所需要的信息分布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不可能以整合的形式位于市场的某个地方，信息的分布密度决定了信息获取的难度，密度越小则难度越大。决策者以获取对自己决策有用的信息为出发点，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市场中寻找信息。但是由于个体决策者自身条件——如对信息的感知能力、寻找信息的方式、对潜在信息的发掘能力等存在有限性，以及决策者所能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等因素的限制，最终决策者所能寻找到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从而其决策达不到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而只能是有限的最优。因此，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个体决策者只能是有限理性。
3 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
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四个因素并不是独立地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交互效应。就拿认知来说，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并不是孤立地在个体内进行，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决策者也就是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
3.1 认知与心智成本的交互 决策过程中所需的心智成本受决策者认知水平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水平高，其所需心智成本就相对要低。决策者的认知水平高，也就是其认识水平、智力水平、判断能力和计算能力较高。这样首先是决策者对决策问题能够达到迅速认识和准确理解，然后在信息寻找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也能较快进行，最后也能够较容易地对备选方案进行逻辑推理和计算以得到最终结果，进而比较分析选择最优方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脑力会相对少些，从而决策者消耗的心智成本就较低。
心智成本决定了决策者运用理性和非理性的状态和程度，这样也就左右着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完全运用理性时决策者的认知水平较高，完全运用非理性时决策者的认知水平较低，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是理性和非理性都运用。正是由于心智资源的稀缺性，决策者才需要在决策过程中节约心智成本，运用一些经验去认知新的决策问题，从而在认知过程中决策者会利用一些思维捷径——直觉、情绪、路径依赖等。利用思维捷径不仅可以节省心智成本，在运用合理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能够快速且很好地解决问题。
3.2 不确定性与信息成本的交互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决策者不知道什么事件会出现以及每一事件出现的概率，不清楚他人的行为及决策。此时，决策者需要努力寻找信息，尽量利用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来达到对环境的进一步认识。不确定性高，对于未来事件决策者更加不了解，决策者寻找信息的难度加大，借助已有的工具和手段只能找到少量的信息，且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大，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寻找信息。
而若信息难以寻找，在面对本来就不确定性的决策问题时，决策者就更加不知所措了。信息难以寻找，决策者对于未来事件及有关他人的决策信息就无从所知，从而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
3.3 决策者自身与决策环境的交互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以已有的认知为基础，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预期和知识采取行动寻找信息，决策者通过认知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分析，选择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构造备选方案。不确定性通过已寻找到的信息反馈影响决策者的认知，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和知识。如此循环，构成了决策者认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这也是一个决策者不断学习提高认知的过程，同时整个过程会消耗决策者的心智资源。不确定性高时，决策者必须尽量发挥已有的认知对决策问题进行认识、理解，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寻找所需要的信息，构造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此时决策者所需的心智成本也就增加了。
现实的决策者是处于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组织中，组织中的其他个体对决策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组织中，人们相互交流学习，决策者不仅可以吸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从而形成集体认知和行为。利用集体认知通常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反而会降低决策者的理性程度，比如“羊群效应”，决策者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此外，决策者不仅要对他人的偏好、信息与决策等进行正确的判断，而且还有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及自己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4 总结与展望
有限理性是比完全理性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的假说。本文系统分析了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这四个因素对有限理性的影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表明，正是由于认知的有限、心智成本的存在、不确定性的存在、信息成本的存在，个体决策者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
因此，为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以更好地进行决策，可以从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这四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可以通过学习等过程努力提高决策者的认知，多进行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一些决策经验，增加决策者的心智资源。然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尽可能的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多的有用信息，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找到接近最优方案的满意方案。最后还要考虑这四个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对于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本文也只是进行了定性分析、理论研究，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有限理性影响因素的层面。因此，对于有限理性影响因素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接下来可以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实验、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得数据，采用系统模拟、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借鉴系统方法论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构建有限理性的度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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