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北游不归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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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乔磊（1987―），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应该分而论之，顾炎武的北游也体现了他对北方文化的向往之情。遗民心理是其北游和不归的共同原因。顾炎武的北游对其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题材、作品风格等方面影响颇深。

关键词：顾炎武；北游不归；文学创作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初名绛，曾一度更名继坤，字忠清。清兵渡江，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亦署蒋山佣，学界则称他为亭林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学者。顺治十四年(1657)，45岁的顾炎武开始了渡江北上，开始了他的北游生活，在此后25年(1657―1682)的漫长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到昆山故里。顾炎武是南方人，但他却钟情于北方，在华北、西北等地做长期的漫游，至死也不肯回昆山故里。那么，顾炎武北游原因何在？他的北游活动对其文学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北游不归之原因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顾亭林虽是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细检近年来的学界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学界对于顾炎武北游不归原因的分析大致集中在避征避荐、力保名节、家难迭起、豪族构罪行刺、著书立说之需要、结交抗清义士等方面。总结起来大概集中于两点：一是避难自保，二是抗清复明。

笔者认为，对于“北游不归”应分开来阐释，即顾炎武为何“北游”，又为何“不归”，而很多人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更有甚者只谈及不归原因，而忽视北游原因。下面我们来看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

一是北游原因。上面我们谈到的包括力保名节、结交抗清义士等学界对顾炎武“北游不归”原因的分析，其实只是他北游的原因，而非他不归的原因。比如，由于受到乡里的豪族的迫害，顾炎武离家北游，但十余年后，这种迫害已经消除，顾炎武为何不归家呢？因此，乡里豪强的迫害这只能作为他北游的原因，而不能作为不归的原因。若这样划分的话，以上谈及的各种原因似乎已经可以比较全面地解释顾炎武的北游活动，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被很多人忽略的，那就是顾炎武北游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北方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北方的什么吸引了顾炎武？他为何非要到北方，而不到其他地方去？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原因，但是政治原因终究是外在的、显现的，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笔者对学界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湖北大学陈友乔博士在其《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一文中

谈到了北方文化和文人对于顾炎武的吸引，比如文章说“南方人倾慕北方气象，尤其是北方坚毅果敢的豪杰之气。”文章引用了顾炎武在《与三侄书》中对于关中之人的褒扬语句来做辅证：“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顾亭林诗文集》之《与三侄书》）笔者对陈友乔博士的观点是比较认同的，但他引用的材料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要证明北方对于顾炎武的吸引力，或者说顾炎武对于北地的向往，那么所选材料的写作时间应在他北游之前，若他已身处北地多年，还何谈什么向往呢？《与三侄书》写作的具体时间虽不能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写《与三侄》时，顾炎武已经身在北地，因为文中写到他当时已经移居华阴，并且多次写到了西安、兰州、嵩山等地。此外，顾炎武晚年时的经济是比较困难的，而《与三侄书》中写到他卖掉了书屋和田地，他用“捉襟见肘”来描述他当时的经济情况。由此可知，《与三侄》是顾炎武晚年在北方的作品，所以尽管文中谈到了他对秦地之人的褒奖，但因其写作时间在顾炎武北游之后，所以不能作为他对北方向往原因的证明材料。

其实，可以证明顾炎武对于北地向往的材料很多，因篇幅关系，仅举一例，如：顾炎武在《富平李君墓志铭》中写道“关中故多豪杰之士，其起家为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而人独循循守先儒之说不敢倍。”（《顾亭林诗文集》之《富平李君墓志铭》）该墓志铭里面没有直接说明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文中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推导，一是李君卒于崇祯7年，我们算一下，也就是1634年，此外，文中还谈到，“君没十有三年”，顾炎武写下了这篇墓志铭，1634加上13，就是说这篇墓志铭作于1647年，我们知道，顾炎武北游的具体时间为顺治十四年（1657年），这篇墓志铭作于1647年，正是在顾炎武北行之前。

二是不归原因。对于顾炎武不归的原因，陈友乔博士在他的文章中从顾炎武人生经历的若干个阶段来分析原因，总结出前期的不能归，是因为乡里豪强的压迫，后期的不能归则是因为晚年经济的拮据，笔者对此是比较赞同的，但上述原因都是浅层原因，从深层上来讲，还在于他的遗民心理。陈友乔博士在其另一篇文章《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中引用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在论及顾炎武北游不归时说的话，“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一个“忍”字揭示出他强烈的心理冲突――欲归而不忍归。因此，笔者认为，顾炎武的移民心理既是他北游的原因，亦是他不归的原因。

二、北游对其文学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成就很大，“卷轶之积，几于等身”。顾炎武去世之前，其代表之作仅有《音学五书》及《日知录》刊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顾炎武的著作都是他逝世后，后人编辑、收集而成的。清朝康熙年间，顾炎武的《日知录》及部分遗稿，曾由其门人潘来筹资刊行。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了亭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凡二十种。道光年间，吴映奎为顾炎武撰写了《年谱》，收录顾氏著述三十八种。随后，张石洲写有《顾亭林先生年谱》之作，所列亭林著述计三十七种。光绪十一年(1885年)，江苏吴县人朱记荣等辑录顾亭林遗书付之枣梨，所列书目为四十三种。建国以后，谢国祯先生将其旧著《顾亭林学谱》整理刊行，收录顾氏著述达五十五种之多。张舜徽先生所著《顾亭林学记》，亦列亭林著述五十二种。

中国文论历来强调知人论世，作者的个人经历对其创作总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重要影响。顾炎武在其北游的数十年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纪历之作。许多诗写得雄奇壮阔，充满了作者对于祖国山河和文化、历史的热爱。特别是北地的一些山河景物成为顾炎武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如《望夫石》：

威远台前春草萋，望夫冈畔夜乌啼。九枝白日扶桑上，万叠苍山大海西。国是只凭三寸舌，老谋终惜一丸泥。愁心欲共秦贞女，目断天涯路转迷。

他者如《居庸关》、《骊山行》、《少林寺》等之类，皆属此类。

凭吊诗是顾炎武创作的重要内容，北游活动进一步充实、丰富了他的凭吊诗的内容，我们发现，在他的凭吊诗当中，有一些凭吊周公祠、孔庙、孟子庙等的诗，体现了明代遗民对朱明王朝的忠心和对中华先贤的崇敬之情。

我们知道，顾炎武到达北地之后，还亲自参加劳动和农业生产，《夏日》、《刈禾长白山下》、《岁暮》等，都是他这一生活的真实反映。

顾炎武的作品，从整体上看，以古风和乐府居于多数，但除古风、乐府之外，他还擅长于创作五言、七言律诗，并且成就颇高。

从风格上来看，顾炎武早期的作品风格接近于杜甫之作，沉郁厚重。但并非是顾炎武有意模仿的结果。顾氏认为，文学是不断前进发展的，后世之人不应一味地模仿古人，他在代表著作《日知录》中猛烈批评了“文人摹仿之病”，他在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时谈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封造极。”（《与人书》十七）。因此，顾炎武早期的诗风格虽近于杜甫，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正如张维屏所说：“亭林先生诗多沉雄悲壮之作，”并且评论他的诗《海上》说：“真气愤溢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所可比也。”

由此可知，顾炎武之诗并非学杜诗之貌，而是得杜诗之神。如：《京口即事》“白羽去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塔，千里射蛟浮。”又如《延平使至》“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旌旗出汉关”等。清代学者潘德舆说：“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北游活动对顾炎武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由前期的“杜风”转为后期的“李风”。他的很多诗歌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劳山歌》正属此类。

地理环境对于文人创作的影响，学界已有研究。正如卓尔湛所说：“常游四方，得江山之助，其气益豪”（《明遗民诗》卷五）因此，我们在品读顾炎武诗作时，发现其风格日益趋于磅礴大气。

众所周知，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可谓是实用主义者，但他后期的诗中却充满了想象，并且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将神仙、道法等融入诗歌当中，产生了别样的艺术特色。杜荫堂说顾炎武“锐意学杜，晚一变而神游谪仙之门。”（《明人诗品》卷二）

综上所述，对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应该分而论之，但遗民心理是其北游和不归的共同原因。顾炎武的北游对其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题材、作品风格等方面影响颇深。北游活动对于顾炎武文学创作的影响，学界研究还不是很多，笔者在此也仅是浅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学界对此做出更多的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陈友乔.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4）.

［3］ 陈友乔.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9，（2）

［4］ 顾炎武.日知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5］ 卢兴基.顾炎武诗译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6］ 陈祖武.顾炎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学习与思考，1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