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音乐的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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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里希托芬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把公元前114年-公元127年之间经古代西域地区、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诸道称为“Seidenstrassen” (英语译为Silk road)。后来，德国东方学者阿尔马特・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主张要把“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延伸到更远的叙利亚。到20世纪初这一称谓已经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北非的古代中西陆路交通路线的总称。

丝路不是“半导体”

由于丝绸之路交流而发生中国音乐和舞蹈的变迁，或更确切地说，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的交流对中国音乐和舞蹈产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一些学者在研究东西音乐交流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西乐东渐的焦点上。因为中国一部旧有的音乐史，特别是古代音乐交流史，是建立在古代文献史料基础上的。而古代的文献史料，往往反映较多的，是中国对西方音乐或周边民族音乐的吸收和容纳。这种吸收和容纳，以今天的眼光看，其中有些可称为“外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为中国自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在音乐方面所记史迹的确多为中国对外来音乐舞蹈的吸纳，而很少提及中国对外族的音乐输出。究其原因，不外是一个历史、文化均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泱泱大国，一个强大的民族所特有的博怀和民族自信心所致。这是古人对历史的认识，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但这似乎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从古到今，外族音乐充斥中国音乐的舞台；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外族音乐取代本土音乐的历史。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交流，不外是相互影响，有来有往，不是“半导体”(其单向导电特性使电子只能作一个方向流动)。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的交流，就是一种相互影响、有来有往的历史现象。

西乐东渐与华乐西渐

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通过它，古代西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地中海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都在这里交汇融合。当时西域诸城邦国的音乐舞蹈艺术都很发达，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悦股乐以及康国乐、安国乐等都曾经风靡东方，对东方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能忽略，至晚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其与中原的关系已日趋紧密。汉代在乌全(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权都与西域保持着紧密关系。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也是西域与中原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加强隶属关系的时期。唐代于天山以南置安西大都护府，于天山以北置北庭大都护府，统辖着西域和中亚广袤的地域。唐以后，历经西州回鹘、喀喇汗、西辽、察合台、叶尔羌汗等政权统治，至18世纪清朝再次统一西域，丝绸之路与西域处处留下了华夏音乐的踪迹。

如古龟兹留存至今的石窟壁画里，乐器形象最为丰富，乐器形制基本分为两大系统：龟兹系统和中原系统。龟兹出现的中原大乘内容的壁画，大多是根据从中原赉来的“粉本”绘成。虽然壁画里出现中原式的乐器，不能说明龟兹当地已经流行这些乐器；但是，安西都护府设立在龟兹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原音乐文化对龟兹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则是没有疑义的。龟兹系统排箫形制的变化即是例证。

又如高昌，它扼丝路东段之要冲，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合点。有几代高昌王朝即为汉人所治，故汉文化根基较深。同时，又有来自北方和西域各国的影响，因而高昌地区的文化具有多元化、混合型特征。高昌地区音乐舞蹈艺术很发达。“高昌乐”在唐宫廷乐部里也是重要的一部。至宋辽时期，高昌地区乐舞活动仍很活跃。公元10世纪时，北宋使者王延德在《高昌行记》中说：“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每到春季，人们到佛寺“群聚邀乐”。王延德在北庭受到隆重接待：“……遂张乐饮燕，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池中，池四面作鼓乐。”高昌石窟壁画中出现的乐器形象有：竖箜篌、龙首箜篌、曲项琵琶、筝、横笛、筚篥、大鼓、串鼓、细腰鼓、拍板、铜钹等。尽管西域和汉、回鹘风格并存，摩尼教亦杂糅其间，但总体说，乐器形制靠近中原系统；尤其在公元7－8世纪时，与唐代形制更为接近。我们在关注丝路音乐交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先丝绸之路”的存在

丝绸之路曾留下穆天子、大流士、亚历山大、汉武帝、萨珊诸王等人物创立的不朽业绩，以及张骞、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人物的故事和传说，却仍不能概括当时东西方交流的全部内涵。所以在张骞之前，在更久远的历史上，一条由美索不达米亚至中原的漫长的“先丝绸之路”上，中西方的商品交换、文化交流肯定早已有之。如河南安阳小屯殷王武丁(公元前1324年－前1266年在位)之配偶妇好的墓中，曾发现了大量产于新疆、中亚的“和田羊脂玉”，可见至少在公元前14－13世纪，中原地区与新疆及中亚一带已存在着有效的交通往来。同样，从新疆及原苏联出土的华夏先秦文物、30年代在安阳发现的高加索人头骨以及1980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蚌雕白人头像等资料，都有力地证实了中西交通在西周晚期甚至更早已经开通。稍晚一些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织品、凤凰图案、驷驾马车和战国时期铜镜，新疆阿勒泰克尔木齐等地也发现有战国铜镜等中原遗物。

丝绸之路以中国丝绸得名。1958年浙江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丝织品。中国丝绸传入西方有可考实物的时间，最晚是公元前6世纪，欧洲哈尔斯塔特文化凯尔特人墓葬中曾发现中国丝绸。在希腊，根据对雕刻和陶器彩绘中人像衣服面料的推测，也认为至晚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织品已运往希腊，成为当地上层贵族所喜爱的服装用料。而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并制造丝绸的国家。所以中国丝绸肯定在德国人费迪南・冯・里希托芬所说的丝绸之路产生之前就已传人西方。一条“先丝绸之路”确实存在：

如古代的斯基泰之路。斯基泰人(Scythian)在欧亚大草原上开拓出一条成熟的迁徙与商贸之路。他们早期受到亚述文化的影响，又在发展中融入了希腊、西亚、中原等地的成分，并转而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形成。斯基泰之路并非到阿尔泰和古谣域地区就终止了，它还继续向东方延伸。又如，周穆王(公元前976年－前922年)西游虽然具有相当的神话色彩，但其所反映的中西交通中可能存在的真实性，越来越为考古界和史学界所认可。现代学者描绘出一条周穆王西行的路线：由周都镐京(今西安西南)出发，渡河南漳水，北上井陉，越过太行山，沿滹沱河西北行至内蒙；经由河套折向西，经过青、甘边界，渡黄河至乐都、西宁；然后经大积石山上溯黄河之源，西行进入新疆，经由和田西南之昆仑山，而至西王母之邦――今帕米尔地区；又沿叶尔羌河北，到巴基斯坦的瓦罕，或曾到达中亚锡尔河附近，抵达欧洲大平原(或吉尔吉斯草原)，再回喀什后东归。

华夏文化有巨大的同化力

由舞阳骨笛获得明证，中国人在八九千年前即已使用了七声音阶。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切史前音乐文化的物证中，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中国乐器中，音乐性能极其卓越的石磬，来源于遥远的石器时代。而且早期的石磬仅出现于黄河中游一带，是典型的黄河文化的产物。通观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并没有见到这种乐器。中国西周青铜双音乐钟的伟大科学发明，其双音的基础――合瓦形腔体，早滥觞于新石器时代的陶铃、夏商的铜铃和编铙，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其同样不见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确为中国深厚文化的独特结晶。中国太大了!其文化内涵也太丰富了!可以说，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都难以取而代之。我们在说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时候，是否应在以往备受漠视前提下，关注一下“华乐西渐”的问题?华夏文明是一口硕大无比的染缸，它不可能为一些外来的影响而彻底改变颜色。历史上外族音乐舞蹈的传入，最终都在这口染缸中改变了旧有的颜貌和内涵。请看那些最典型的从丝路上西来的乐器，如箜篌、曲项琵琶之类，它们不是逐渐被历史淘汰出局，就是完全为华夏文化所同化。请看：汉唐间广泛出现于西域至中原的、源自西亚的Harp――中国人称之为箜篌的乐器，如今又在哪里?今日中国重要的民族乐器琵琶，与源自两河流域的琉特琴，无论在演奏的方法与手法、音乐的曲目和风格、乐器音色的追求取舍，甚至乐器的形制、结构和风貌等等，已难以同日而语。

总之，对于华夏民族来说，由丝路而得的外来音乐文化，仅是“流”而不是“源”。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宣传丝路文化交流问题时，必须要尊重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