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史学思想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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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宗羲作为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师，其史学著作颇多，有《行朝录》、《金石要例》等，他的史学著作蕴含着他那经史并重、经世应务、寓褒贬于史等具有理论价值的独具时代特色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陶铸成了自身通达明识的史学体系，代表了中国十七世纪史学思想的较高水平，成为我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明末清初；黄宗羲；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83-02

黄宗羲(1610-1695)，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历学家、算学家、藏书家、科学家、史学家，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师，其史学著作颇多，有《行朝录》、《明史案》（已佚）、《弘光纪年》、《金石要例》、《明儒学案》等，他的史学著作蕴含着他那经史并重、经世应务、寓褒贬于史等具有理论价值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诚如梁启超所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他的史学思想很丰富，具有新的内涵。现择其要有以下几端：

一、经史并重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许多知识分子“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已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黄宗羲反对这种误人误国的空疏学风。

在黄宗羲看来，“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

黄宗羲认为读经、读史是治学的基础，因为六经载道，史籍记事，道不离事，事中寓道，六经之道，皆寓史籍。黄梨洲说：“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

黄宗羲认为经史无轻重之分，主张经史并重，要同等看待，经是“原”，史是“委”。“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黄宗羲经史并重的思想，有一定的师承和家学渊源，其父黄尊素被阉党逮捕时，嘱咐黄宗羲“知史事”，黄宗羲在遍读史书，如十三朝实录、二十一史等，在师承方面，黄宗羲上宗王阳明、刘宗周，又亲身参加抗清斗争和历遭亡国之痛，深感经史并重及史学的重要作用。黄宗羲从事经史研究，勤于搜集文献资料，“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又在南雷建“续钞堂”，对经史等资料进行编纂，如《宋史》、《明史案》、《行朝录》、《明文海》等。

黄宗羲经史并重、经视为史，开了“六经皆史”之先河，扩大了史学范围。

二、“经世应务”

宋、明以来，学风空疏，束书不观而热衷于游谈者甚多，原因是清谈、溺于禅、科举利禄之诱导。在明代，科举制助长了不良的学风，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空谈而不切实际，“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老尽者，一第进士，便意满志得，以为读书之事毕矣。”科举之外不知天下之事，使士大夫头脑禁锢，窒息了学术风气。针对此种弊端，黄宗羲强调：“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黄宗羲反对空谈，痛恨做学问脱离实际，批评空谈性命的理学、心学，他说：“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已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黄宗羲反对明末士人那种“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的风气，他要匡救时世，对社会进行革新。他提倡学术研究必须“经世应务”，扭转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黄宗羲的经世应务即强调学道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黄宗羲强调经世与学道必须互相统一，事功要以学道为根本，学道达于事功，事功原于学道。学道与事功，两者不可偏废。黄宗羲说：“自仁义与事功分途，于是言仁义者陆沉泥腐，天下无可通之志，矜事功者纵横捭阖，齚舌忠孝之言。两者交讥，岂知古今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黄宗羲的这一观点是力求把学术研究、道德修养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效果统一起来，培养一种“慎密切实”、“有体有用，多闻多见”的学风。

黄宗羲生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封建衰世，前半生反阉党、抗清，后半生从事讲学著述。把古代各家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总结探讨历朝的兴衰得失和明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明史与当时清初政治相联系，研究地理、历法、《水经注》，目的是为了“经世应务”，学术救国，端正学风，批判君主，限制君权，变革社会，于康熙二年写成他“经世应务”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提出了改革社会时弊的具体方案，描绘了改革的蓝图；还有他1676年著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都体现了他的“经世应务”的思想，对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起了很大的影响。

“经世应务”是黄宗羲治史的宗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又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

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表现于史学。黄宗羲力求务实，认为学问必须经世，必须以前人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教训为基础，穷经与治史相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如《明夷待访录》，尽是“经世之文”，清人汤斌说：“得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