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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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平衡地区差距为落脚点的公共财政有两个主要的支出途径:直接补贴落后地区或改善地区间的交易条件。通过新经济地理(NEG)模型比较这两个途径在维持一定的集聚水平和增长率基础上缩小地区差距的不同经济效应,分析说明单纯的转移支付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长久之计,而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交易效率增进政策,能够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发挥集聚经济的优势,提升总体的经济增长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转移支付;交易效率;区域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9-0066-06
一、引 言
产业集聚、内生增长和地区差距三者均在一定规模和程度上受到公共部门的结构性影响,而公共部门所依赖的则是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和规模。公共部门作为公共品供给者,其供给规模和效率由国家的财政政策驱动和左右。因而,内生的集聚、增长和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外生的公共财政,这中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辨识和挖掘。Alonso-Carrera etal(2009)提出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的跨地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分析公共资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公共投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同时通过公共财政可以降低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这存在两个标准的抉择问题:基于效率标准和基于地区平衡标准。Ott和Soretz(2010)通过区域增长模型分析政府生产性投入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分两个标准的空间分布类型,即均匀分布和中心—结构的集聚,揭示政府公共投入的影响机制,得出的关键结论是:深化一体化降低集聚力量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水平,一个地区的公共投入对其他地区有益,这反映在公共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关于公共资本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的问题已有较多的文献进行了验证,如Mas etal(1994)、Holtz-Eakin,Schwartz(1995)和Antonio etal(2006)等。本地溢出效应使得产业的地理集中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即集聚影响着均衡增长水平,公共财政通过改变厂商区位也影响增长率。地区专业化和经济地理集中是可取的,但其前提是权衡集聚、增长和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落后地区的劣势在于距离经济中心较远,在不可避免的商业交往中需要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地区差距将持续扩大,从而形成了中心—模式的经济地理格局。
政府的公共财政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变经济地理:一是提高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交易效率,如提升公共基础设施质量;二是收入的地区转移,如针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扶贫、救济、抚恤等直接提高落后地区收入水平措施。Martin(1999)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系统化地研究了公共政策对集聚、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本文通过引入该模型,并将公共政策分为基于交易效率和基于收入平衡两类,分析其对产业地理分布、均衡增长路径和收入差距调节的作用机理。经济集聚能够使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共同受益,其前提是创新率可以弥补落后地区产业分散的损失,这需要尽量低的交易成本和充分高的R&D溢出效应。交易成本的降低有赖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Martin和Rogers(1995)的静态模型反映了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区位重构的影响:地区间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厂商向发达地区迁移,落后地区内部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厂商向本地回流。本文借助Martin和Rogers(1995)使用的“冰山交易”技术构造的地区差异化模型,用以显示公共财政的不同作用效果,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使技术得以延续和动态化拓展。
二、理论模型
假设存在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分别拥有固定规模的劳动力L,并且劳动力地区间非流动的。沿海地区初始的收入水平较高。除了初始的收入水平,两个地区是对称的。这样,根据模型的对称性,可以只关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用星号标注。对于需求层面而言,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在供给方面,同质化农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单一的劳动,且市场结构和技术条件为处于完全竞争下的规模报酬不变状态。不失一般地,投入要素便利化地设置为1。假定产品的需求足够大,不仅满足一个地区,还能实现两个地区的均衡。自由贸易保证了两个地区的名义工资率平衡,同时单位要素投入和农产品Y的价格标准化为1使得两个地区的工资率也固定为1。
差异化的制造业产品是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的,并在无成本差异的假设下使得每个厂商只生产自己的产品。更为精确地,每一种新产品的生产需要一个单位的资本和?茁单位的劳动。由于劳动是报酬递增部门唯一的生产要素,我们可以认为其产出为产品或专业化服务。在这些假设下,任何产品的生产者最优价格为:
新产品的生产需要投资,生产一种新产品可以视为创新或者物质投入开始新的工厂。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是非物质的,如专利;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是一件件的机械。再次,我们将资本视为专利和机械的复合物。在两种情况下,生产新产品的厂商的价值为其资本的价值。一旦进行投资,厂商拥有该产品生产的垄断权力,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两个地区的生产,这意味着厂商的区位迁移成本为零。生产商将工厂设置在一个地区,但厂商生活在另一个地区,则他将把利润遣返到其生活的地区。
四、总 结
本文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主要分析了公共财政支出的偏向转移支付或偏向交易条件改善的两个方向的差异,从中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单纯地通过转移支付缩小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往往是以牺牲集聚经济效应和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为代价;与此不同的是,偏向交易条件改善的公共财政政策,并非通过财富的地区之间直接转移,而是通过诸如铁路、电信和交易制度的完善,提高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易效率,提升落后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经济溢出的能力,这才是构建地区经济收敛机制的根本途径,也才是区域经济平衡政策的长久之计。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说明了国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必然承受刘易斯拐点转折过程中出现的众多结构性的难题。按照“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1955)的表述,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是倒U型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之后,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最终达到适当的平衡。诚然,为了消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经济不平衡,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宏观层面启动了我国区域平衡性发展的长期性的宏伟工程。落后地区日益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为进一步缩小市场效率、经济增速等其他方面的差距打下了坚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