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 与杂文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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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梁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创作》杂志主编，新乡土诗派创始人之一，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已出版《爱的小屋》、《盼水的心情》、《感激从前》、《太阳起床我也起床》、《月光打湿了草帽》、《跟大师开个玩笑》、《书虫日记》、《长沙沙水水无沙》等诗文集二十余部。主编或与人合编《悠闲生活絮语》等悠闲系列、中国文化名人真情美文系列、新乡土诗系列、“百人侃”丛书、“千年论坛”丛书、“新青年”丛书、“跟鲁迅评图品画”、“鲁迅评点中外作家”、“中国传统节日”、“名作家的画”等图文系列，共八十余部。E―mail：。

记者：您以诗而名，又以大量贴近生活、文笔自然的散文化杂文(我们称之为“非常规杂文”)为本刊读者所熟悉。在您眼中杂文是怎样一种文体?请谈谈您的杂文观。

彭国梁：说到“新乡土诗派”，我想简介一二。“新乡土诗”是1987年由江堤、陈惠芳和我共同提出来的一个创作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关的定义被逐渐地明确化了，因此。评论家将这一主张的提出者和实践者统称为“新乡土诗派”。所谓“两栖人”，就是指我们这一拨侨居在城市而父辈或祖辈依然躬耕于乡村的时常感觉找不到家的人。至今，“新乡土诗派”已出版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集多种。上网查询“中国新诗百年流派”，“新乡土诗派”是占有一席位置的，这让人感到很是欣慰。

我写杂文是歪打正着。一开始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写杂文。我写了一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写了一些繁华背后的景象。先在《潇湘晨报》和《珠江晚报》开辟专栏，后来又在《散文》、《布老虎散文》、《岁月》、《文学界》等杂志发表了不少。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被《散文选刊》转载，有的被《小小说选刊》转载，更多的是被《杂文选刊》转载。于是，便有人说我是将杂文和小说元素融入到散文之中，且融合得非常到位的作家。

散文化杂文。非常规杂文。叫什么杂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以这样的文章闯进了杂文的队伍，这让我有了一种“承蒙错爱”的喜悦。你问我杂文是怎样一种文体?我说不清。我也不想说得太清，我怕因此画地为牢，自己做个圈套自己往里钻。

鲁迅先生说杂文是匕首、投枪，这是一说。

某人病了，医生望闻问切后开出药方，这药方也是杂文之一种。

皇帝的新衣，谁都看得一清二楚。说，还是不说。说出来，变成文字，便是杂文了。

繁华的背后，有阴暗的、潮湿的、甚或带着霉味的景象，你用写实的笔描绘下来，这样的“图片”，自然也可以归到杂文的范畴。

杂文的杂似可理解为一种多元，只有多元，才具有可看性，否则，就单调和枯燥了。

记者：本刊曾发过几位诗人的杂文作品，如邵燕祥、刘征、叶延滨、王小妮等，当然还包括您，这些杂文都体现出了诗人的特有灵性。而一些以创作杂文为主的作家却因更注重思辨，显现出愈写愈刻板愈固化的倾向。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彭国梁：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任何一部世界文学名著，都是诗的。一个对诗没有感觉没有悟性的人，无论他从事哪一种文体的写作，都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诗最大的特点是形象思维，讲究意境和灵性。故诗人的杂文会给人留出想像的空间，回味的余地。至于说到诗人杂文别的灵性，那是没办法的事，一个真正的诗人，想要他的文字中没有灵性，那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而某些专以杂文创作为主的作家，之所以愈写愈刻板愈固化，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胸中无诗，读书又太少的缘故。

记者：据说您的寓所书很多；您也自嘲自己是一条又懒又勤的书虫――您畅游书海，被书籍的魅力所吸引，就请谈谈您多年的读书心得吧。

彭国梁：最近，我出了一本有趣的书，叫《书虫日记》，这是南京董宁文主编的《开卷文丛》第三辑中的一种，在其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2005年，真的是很值得回忆和说道的一年。丰子恺先生在1935年曾画过一幅题为《钻研》的漫画，一黑一白两本大书中，钻进钻出的都是书虫。我怎么看都觉得，其中的某一条就是我。这一年，闲置了好几年的一楼终于变成了我想像中的书房。至此，从一楼到四楼就都有书房了。此时，若有人将我这‘近楼’称之为‘书楼’，似乎也就名实相符了。我兴奋。我将楼上楼下的书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汗流浃背着，晨昏颠倒着，一次一次，我在去书店的路上或从书店回家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年，除了元月3日到过一次邻近的湘阴，我连半步都没迈出过长沙。这一年，除了编书写书，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逛书店。以买到书为准，这一年我共逛书店一百四十多次。每次买书，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账。这一年，我买书共花去四万多元。这个数字，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于是，我只好用郁迭夫先生《自况》中的‘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来安慰自己了。”我是19181年大学毕业的。干过教师、文学专干、编辑、记者、杂志主编。还曾兼任过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顾问。真正变成一条彻头彻尾的书虫，是从2001年陪成都流沙河先生夫妇和龚明德先生作“江南行”开始的。那次江南行，让我有幸结识了南京、上海等地一大批“书爱家”，并迅速成为“书中密友”，从此，“换了人间”。书，让我的内心宁静而充实，书也让我的生活简单并从容。

记者：如果让您给自己的生活状态加上一个定语，我猜应是“闲适”二字。这是您理想的生活状态吗?人说您的诗作有“童趣”，人也有孩子气，说您的心是“年轻的”。在这样一个名j与利被人追捧、膜拜的社会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恬淡、超然的心境的?

彭国梁：有人说：人生最理想的生活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干自己想干的工作，和自己臭味相投的朋友喝酒聊天。如果就我个人而言，我得加上：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我曾在自家的墙上挂过一幅画，上有我撰的两行字：“编闲书，写闲文，其书其文不必微言大义；找闲人，说闲话，其人其话均须臭味相投。”你猜我的生活状态是“闲适”的，这一点都没错。这“闲”是相对的，也讲究一个“适”字。适可而止。适度。舒适。我追求“从容”，面对种种名与利的诱惑，我自微笑着我行我素。我向往童年，我一有机会就沉迷在童年的梦里。我和卓雅合作过一本书――《太阳起床我也起床》，我为卓雅在新疆、、云南、贵州及湖南湘西拍摄的二百多幅“傻傻的童年”一一配诗。其中有四章还被北师大出版社以《童年》为题选进了初中的教材。毕加索到了老年。他还蹲下来，虚心地向孩子学绘画。一个没有童心的作家，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有童心垫底，有好书相伴，其心境自然就会超然起来。

记者：您的“城市景象”系列作品，关注的大多是城市底层人、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两柄人”的生活境况。您为什么选择关注这些人?

彭国梁：我最近会有一本“散文化杂文”或“非常规杂文”集子出来，书名为《繁华的背后》，所收文章大都是以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市民或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两栖人”为关注对象。我二十岁以前生长在农村，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农村。因此，这些进城谋生的“两栖人”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我工作单位旁边有一条小街，十多年来，我长期穿行其中。在这条街上，开饭店的、理发的、卖菜的、拖煤的、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开食杂店的，大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我熟悉他们，我知道他们的辛酸苦辣。我看见他们长年累月地卖菜卖出来一部摩托或一间小门面；我看见一个“拆”字写在某家的墙上时，那一家人的恐慌。我看见一线几万元一平方的门面一直在关闭着，可那个位置的拆迁户至今工作还没有着落。我知道一个城市如果离开了这些人，将是怎样的没有生气，怎样的黯淡无光。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却对还没有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否也该有一种悲悯之心呢?将财富过分地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的手中，未必对社会有利。这些问题，当然会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去通盘考虑。作为一个作家，我以为我是没有理由对这些生活在“繁华背后”的人无动于衷的。

记者：偶然读到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想要表达点什么，将口张开，自然就有一种声音从其中出来。只是这人鱼龙混杂，发出来的声音也就各有千秋甚或无奇不有了。有的弱智、有的聪明、有的让人反胃、有的让人肃然起敬，不一而足。而在我的心底，一直渴望着一种声音，那就是智慧的声音。”在您看来，何种声音可算做“智慧的声音”?

彭国粱：我想，智慧是与愚蠢和平庸相对的。“智慧的声音”大都出自“智者”之口。比如流沙河先生为朋友题字，其中有一幅黄炎培的教子铭。流沙河先生边写边念叨：“事繁勿慌，事闲忽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声音就是智慧的声音。流沙河先生有一本书叫《Y先生语录》，那Y先生要么就不开口，一开口几乎都是“智慧的声音”。“智慧的声音”一般都在一本一本好书之中，得有慧眼，得有慧耳，否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智者虽有智慧，却依然是在“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