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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大人
蒋方舟的创作之路开始于妈妈的谎言,从小妈妈尚爱兰就告诉她,法律规定每个小学生都要在毕业前出版一本书,不然会被抓进警察局。蒋方舟笑说:“小时候只要听到警笛声就会心虚,所以脑子里整天想着怎么完成小说。那时候,每天看妈妈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了,我就非常恐惧,就开始写东西,她对这个有一个硬性要求。她要求我写的这些东西一定不是日记形式,而是以后可以出版成书的,所以她对文章质量比较有要求,要能够达到要出版的质量。对于小孩来说把一个事情做成功,能够见证它的完成是最重要的。我读小学时用笔记本写作,所有的笔记本堆起来有我整个人那么高。虽然有些残忍,但锻炼了我专注和耐力。”
“父母从来都没有限制过我的自由发展,这可能是他们早教成功的最大心得。”蒋方舟觉得,父母对她最成功的早教就是不教育。“5岁时,我看完了格林童话,觉得索然无趣。进入小学后,对家里的其他藏书很好奇,这里头也包括成人方面的书籍,也有涉及性和男女关系方面。当时妈妈的态度很开通,允许我任意选自己爱看的书。”
“在我们家,爸妈从来不把我当孩子看,我们的对话,就像三个三四十岁的人在说话。”在别的孩子还在看童话书时,自己被领到了妈妈的书柜前,从那时起,自己什么书都看,除了一种书――作文书!作文书太限制人的思维,我以前带过同学的作文书回家,被妈妈撕了,害得自己还去买一本还给同学。”
《百年孤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书,她都在9、10岁就阅读完成了,对于小说里面的性描写,父母对她很“放心”,他们觉得捂着藏着,孩子的猎奇心更大,不如敞开让孩子自己认知。
有很多家长问,如何把孩子培养成有百万字著作的作家?她给出的答案是:抱着既定目标培养孩子,结果可能会失望。一个观察力特别强的人,可能成为小偷,也可能成为科学家,孩子从小的志向很重要。
每个孩子都是写作天才
尚爱兰觉得蒋方舟并不是奇迹,“每个孩子,照我的方法来做,都可以成为写作天才。”
她相信,语言表达,一定不是某些人独有的特异功能,每个孩子都有语言表达的潜能,都是学习语言的天才。但是到了中小学学习作文的时候,他们忽而变得迟滞了,很多孩子甚至患上了“书面文字失语症”和“语言表达恐惧症”。主要责任在于我们的标准太狭隘,规定太多太死。这个是不能写的,那样写是不好的,只要标准再宽容一些,就可以把每个孩子的语言才华开发出来。尚爱兰的方法是三个“自由”。
第一,自由的字数。蒋方舟第一篇文章写了四百字,当妈妈的觉得很高兴,原来写文章不用从造句开始练起。她的第二篇文章写了600字,第三篇文章写了1500字,无论怎么看,都是很合标准的散文。
尚爱兰的结论是,你要求他短,他就只能写这么多,成为一个总是迈不过去的坎儿。你要求他长一点,他也不是办不到。蒋方舟二年级时,写了一篇游记,5000多字,把一本作文本写完了。她愿意嗦下去,肯定是有什么内容在前面吸引她,她只能写短,那就是的确没什么好写的。这样她的注意力就专注于叙述和表达,字数根本就不是障碍,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自如地伸缩。只要做到几次,就会发现其实也不难,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思维,那样的表达。
第二,自主的命题。这是有过程的,最开始的时候常常是母女俩聊天,蒋方舟说些她感兴趣的事,比如谁谁谁今天哭了,尚爱兰就和她商量:“这个可以写吧?”如果她说能写,实际上这篇文章已经在她心里成型了,根本不需要指导。有时候她说写几句就完了,写不成,那就再商量,试试别的法子。
蒋方舟自主命题的起步是一首诗。《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妈妈不喜欢我的同学/我不懂,为什么阿姨说我拉琴像杀鸡/我不懂,为什么妈妈总是和爸爸睡……我不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不懂,蝴蝶和蝴蝶是怎样举行正式婚礼的。”如果孩子自己有了表达的冲动,自然会寻找合适的表达方法。合适就是好的,至于《我不懂》算不算“诗”,根本就不重要。
第三,自发的阅读。尚爱兰认为孩子的求知欲都很强,都爱读书。家长常常说自己的孩子不爱读书,可能是某一类的书而已,比如被指定的书目。
“我邻居有个小孩,只有十岁,不喜欢写作文,却写了不少武侠小说;因为她正在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的直接冲动来自于阅读,看了喜欢的东西,心里神往,就想练练。甚至应考也是如此。那些阅读过的东西,特别是你真正喜爱过的,就永远地潜伏在你的体内,情急之中,它们被首先唤醒,拿来救急。”
逐渐长大的蒋方舟开始意识到母亲教给自己的东西有一些是错的,“比如她太在乎什么是所谓成功、以后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要认识什么样的人,小时候她对我特别强调这些,她会说‘朋友不重要,快乐不重要’。”她会有意识地看一些书,多一些思考,来寻求自我,“靠自己的自我修整能力,把自己调到正轨上。”她坦言,“其实我最重要的好的品质都是妈妈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