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刘开渠抗战题材版画组画《开封城大锄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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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在撰写《金石铸成时代书——刘开渠评传》过程中，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造访上海图书馆，并在历史文献中心阅览典藏部主任樊兆鸣的帮助下，检索出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解放前发表于报刊上的刘开渠作品、文章及相关信息等一百余条。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刘开渠发表在《抗战艺术》上的版画组画（亦可称为连环画）《开封城大锄奸》。《抗战艺术》是协助各种抗敌宣传工作的文艺刊物，旨在发挥文艺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刊内载有抗日剧本、歌曲、戏剧理论、绘画作品、摄影作品、抗敌宣传工作报告等。《开封城大锄奸》的画作发表于《抗战艺术》第2期，由于原刊没有版权页，因此无法确定准确出版时间，参考曾经的编目记录，判断出刊时间大约为1939年12月。
刘开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始终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本是学绘画出身，早年在北平艺专时，曾组织过“心琴画会”，举办展览并得到钱稻孙先生的支持。钱稻孙先生评价说：“刘开渠君水彩画居多……画小孩子，很得天真志趣。”只因其立志学习雕塑，并得到蔡元培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赴法留学，研习雕塑，他的绘画才能才渐渐地被人们淡忘。
刘开渠主要采用雕塑的表现方式去宣传抗战，他的雕塑成名作《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杭州西子湖畔，是中华大地矗立起的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碑。这座纪念性主题雕塑作于1934年，塑造了一名军官和一个士兵的形象，以纪念1932年在淞沪战役中阵亡的抗日将士。关于此作的创作体会，刘开渠写道：“从淞沪战役中我们感觉到将士杀身抗日的勇气，知道民族精神尚存在中国，知道中国人是可杀不可辱的、有血气的民族。世界上唯有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才能生存、独立、自由……当我接受了八十师纪念塔雕刻工作时，我日夜所想的是怎样能表现出八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的伟大精神，怎样能借他们舍身为国的勇气去具体而直接地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在此作品中刘开渠探索出人物形象的悲壮神态和整体造型的凝重挺拔，体现出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件诞生于“七七事变”前夕的雕塑作品视为与《义勇军进行曲》引为同调的伟大艺术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处于颠沛流离中的刘开渠仍始终不忘以雕塑作为宣传抗战的有力工具。在湘西沅凌，他曾做过一座有七八个军人形象的组雕，而在行将完成之际，由于日军压境，战事吃紧，被迫转移，不得不放弃。1939年刘开渠入川以后，经徐悲鸿和成都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介绍，承担了《王铭章骑马铜像》的创作。王铭章是一位川军将领，曾在抗战初期血战台儿庄，重挫侵华日军锐气，于滕县保卫战中殉难。这座雕像是刘开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亲自翻砂铸铜完成的，它高三米多，立于成都少城公园。刘开渠说：“做一桩可以长久存在、有力量的雕塑品，如其在利用雕塑做抗战建国宣传工作中，竟有一部分研究雕塑的人，得借此而发挥其天才，创作了有价值的雕塑品，这更是中华文化的盛大收获，将永久为中华民族争光荣。”
刘开渠致力于把自己的艺术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斗争中，又不遗余力地宣传雕塑之于抗战的作用以扩展雕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1939年初，刘开渠发表《雕塑与抗战》一文，文中刘开渠设想：“如果在全国各大城市、各大交通要道都建立一座高大的抗日英雄像，以宣扬民族精神而直接感化千千万万的民众，这对于抗战卫国的民气之激起，必有十分有效的效果。”
当我们钦佩刘开渠把艺术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斗争中，创作了传世的雕塑作品，又不遗余力地宣传雕塑之于抗战的作用，进而扩展雕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时，《开封城大锄奸》的发现以新的历史证据使我们认识到，刘开渠不仅仅关心雕塑与抗战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民族的存亡，他能调动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宣传抗战，支持抗战。《开封城大锄奸》是连环画形式的版画组画作品，运用绘画的形式宣传了抗战时期中的一个小胜利，以通俗的手法讲述一段抗战故事，并且特别说明“本篇所属十幅图画，系供给各宣传队做样本，照抄在大布幅上演，在唱时指示用的。”画面具有独到的表现力：构图严谨、形象生动、节奏鲜明、造型准确、块面结合、线条有力、细节刻画精到且具有浮雕感。文字脚本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拉洋片”的表述语言，以民间说唱的形式展开，生动鲜活、诙谐幽默，以讽刺夸张的生活语言增加了现场感和节奏感，寓文学性于通俗性之中。“拉洋片”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在作品中的应用与刘开渠早年的经历有关。它最早流行于民国初年北京的天桥一带，刘开渠1920年到北京求学，1927年从北京艺专毕业后南下谋生，从16岁到23岁，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间，对这种百姓乐见的娱乐形式印象十分深刻。
刘开渠本人从未讲过他创作《开封城大锄奸》一事，有关他的年表和作品著录方面也没有任何记载。或许他只是把《开封城大锄奸》看作是为抗日宣传工作应尽的职责，并没有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只把做雕塑看成是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说过：“我无家可归，就想只要哪里有雕塑做，便到哪里去。”时过境迁，这些画作或许早已被他淡忘，今天的发现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的绘画能力或艺术水平，更可贵的是他为抗战宣传尽心尽力、不计名利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