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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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经过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末日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采伐，森林资源削减，相应地生态环境恶化。研究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历史变迁过程，探寻造成森林变迁及生态环境演化的原因，无疑对当今生态保护及林业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 东北地区 森林资源 变迁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113―04
生态环境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森林是生态环境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护生态环境发挥着极大的功效。东北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东北的森林资源就十分丰富，经过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末帝国主义的掠夺性采伐，仅一个世纪，就使我国东北珍贵的森林宝藏、浩瀚林海损失大半，原先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亦遭到严重摧残。研究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历史变迁过程，探寻造成森林变迁及生态环境演化的原因，无疑对当今生态保护及林业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变迁
东北的森林，古称“窝集”、“乌稽”。据文献记载，自混同江至宁古塔的两个窝集，“那木窝集四十里，色出窝集六十里，各有岭界其中，万木参天，排比联络，间不容尺。”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振臣与父母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经船厂(今吉林省吉林市)返北京，经过大小森林描述道：“第三日，进大乌稽，古名黑松林。树木参天，槎牙突兀，皆数千年之物。绵绵延延，横亘千里，不知纪极。车马从中穿过，且六十里。初如乌稽，若有门焉。皆大树数抱，环列两旁，洞洞然不见天日。惟秋、冬树叶脱落，则稍明。”乌稽中森林茂密、树种多样，“乌稽中皆乔松及桦柞树，间有榆椴，鳞接虬蟠，缨山带涧，蒙密纷纠。”咸丰八年(1858年)，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描述道：“吉林、黑龙江两省实居艮维之地，山水灵秀，拱卫陪京，其间有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材木不可胜用……以故深山林木，鲜罹斧斤之患。而数千百里，绝少蹊径，较之长城巨防……林中落叶常积数尺许，泉水雨水，至此皆不能流，尽为泥泽，人行甚难。有熊及野豕、貂鼠、黑白灰鼠等物，皆资松籽、橡实以为食，又产人参及各种药材。”由此看来，直至清代前期东北地区的森林还保持着较为原始的景观。
东北地区的森林主要分布在鸭绿江流域、图们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拉林河流域、三姓地区、中东铁路东部地区、中东铁路西部地区、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
鸭绿江林区主要在鸭绿江西岸。清政府原来禁止在此伐木和开垦，人迹罕至，所以林木葱郁，连绵千里。同治初年(1865年前后)，许多山东破产农民“闯关东”谋生，来此伐木，从此森林被大量砍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成立，沿江森林更是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图们江林区为图们江及其支流海兰河、嘎呀河和珲春河流域。晚清亦有朝鲜移民来此伐木和开垦。松花江林区处松花江上游地区，从清末起，松花江主流、拉法河、辉发河沿岸的森林都被大量砍伐。由于该林区山岭重叠，坡度较大，垦殖不便，故森林破坏比鸭绿江林区为轻。拉法河流域的原始林由于遭到不同程度的滥伐，大部分已变成天然次生林。辉发河流域也出现许多天然次生林。牡丹江林区为牡丹江流域的上段，晚清山林禁令解除后，开始被采伐，只有山脊尚存原始林。三姓地区处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之间，富锦县东面和南面的山地尚保存部分原始林，靠近松花江岸的森林都已被“拔大毛”，变为以阔叶树为主的散生林，有的地方林木已被伐光而成为无林地。中东铁路东部林区指中东铁路从哈尔滨到绥芬河段沿线。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时就地取材，大肆采伐森林。小兴安岭林区范围为大兴安岭以东、黑龙江以南、松花江以北地区，森林主要分布在诺敏河与汤旺河之间。直到清末，还无人采伐，林木蔽日。日本人侵占东北时期，对小兴安岭森林进行了大规模采伐。
由于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以来的掠夺性采伐，东北林区的森林资源遭到很大破坏，森林大面积被砍伐，次生林取代了原生林，密林变成疏林，疏林形成荒原。
二、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一)森林资源削减。延至清末，东北广大平原已是田连阡陌，城镇比立。“呼兰全境初皆森林，巴彦苏苏则译言富有森林也，开垦以来不及数十年，腹地之木芟夷尽矣，所补植者杨柳槐榆以供炊爨，尚不足用，筑屋制器以暨木桦炭料必购之青黑二山，或远至于呼兰河上游之于吉密，道远输运艰，价值日益增长，而此数处者虽为森林区域，日斩月代，无保护之方、培养之策，迟之又久，吾见其濯濯，未始有材已耳。”资源使用的严重缺乏现象，正反映了森林资源的削减。
(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除了提供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外，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存森林生物物种、维持生态平衡等重要作用。《朔方备乘》中《窝集发源诸水》详述了发源于窝集的123条河之名称，并列出其流向，说明森林丰富时，山青水碧，而且是川流不息的。在森林破坏较为严重的辽河流域，每年都有大量泥沙被冲入辽河，至今辽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总面积的1/3以上。清末以前辽河曾是东北地区航运命脉，但20世纪初以来，由于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积，逐渐失去了航运功能。1904年，仅从辽河上游通江口到人海口营口港之间就形成了162处浅滩，个别浅滩流沙堆积竟然超过河岸2米。
(三)自然灾害频发。据吉林省气象部门研究，由于森林环境的破坏，旱涝频率逐渐增加，大旱次数不断增多。据记载，1852-1874年，当时东北林木葱郁，覆盖率在70％以上，旱涝频率为12％，基本未发生大旱；1875-1924年间，由于人口增多，森林采伐量增加，旱涝频率上升到26％，出现4次大旱灾；1925-1974年间，森林覆盖率由70％降到37％，旱涝频率上升到38％，发生5次大旱。近150年内全区旱灾增加了3倍。原先生态环境较好的大兴安岭林区，近年来也常有灾害性大风或受到严重的水灾、旱灾威胁。小兴安岭气候逐年变干，汤旺河丰水年与枯水年泾流深的变率逐年增大，林区及其附近地区水、旱成灾的现象也在逐年增加。产生这些自然灾害的原因，都是由于河流上游及广大山区的森林植被长期遭受破坏，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
(四)生物多样性被破坏。一个生态系统之所以具有自我更新和维持的能力，是因为生存其中的生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互作用关系，生物问的交互作用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当森林大肆削减，自然灾害频发时，就引起了区域范围内生物圈内部结构的变化。由于人口的增加，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强，使得林区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日益减少。“人日稠，兽日稀，猎户遂因之而少，他县皆然。”“以前古木参天，森林茂密，兽有鹿、豕，禽多飞雉，同治以来边禁废弛，山木尽伐，禽兽逃匿”。《盛京通志》记载，虎在东北“诸山皆有之”，最具区域代表性的动物首推东北虎，而由于失去了森林的屏蔽，
东北虎数量锐减，分布区域日趋缩小，几乎绝迹。此外，梅花鹿、黑熊、豹、紫貂和野猪等原先常见的动物亦不多见。不只是动物逃匿乃至濒临灭绝，植物也难逃厄运。原始森林遭受大面积破坏之后，原来的天然针叶林或针叶为主的针阔混交林逐渐演替为次生阔叶林，蓄积量减少，生长量降低。如珍贵的红松即将濒于绝迹，水曲柳、黄波萝逐渐稀少，“药材之属有人参，乾隆三十五年放蒙古尔山参票五百三十九张一票一人，人交参五钱，计岁交参二百六十九两五钱，嗣后蒙古尔山南北次第开放，垦为熟地，无参可采。”关东三宝的野山参更是罕见。
三、明清时期森林资源变迁及生态环境恶化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最大推动力即人类自己，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开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相伴而行。
(一)森林的过度采伐利用。明初至清末，南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激增，对用材和薪材的需要，促使森林采伐生产木材的事业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明代东北一带山势高险，林木茂密。明永乐年间(1402-1424年)在吉林附近设有船厂，为了制造船只，进行了森林采伐。明初规定造一艘一千料的中型海船，需杉木342根，杂木149根，株木20根，榆木柁杆2根，栗木2根，橹38枝。由此可见用材之多。明中叶以后，“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径日通，险隘日夷”。清代开始对东北的木材进行开采。康熙四年(1665年)，准“广宁、锦州、宁远、前卫等处居民边外采伐木植。”辽河支流浑河(亦称呼纳呼河、呼努呼河或胡纳胡河)是奉天木材的主要运路之一。尽管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东北辽西一带的森林已开始采伐，但清代之森林采伐尤甚于明代。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东北的木材贸易也日趋繁荣。清末东北有相当数量的木材销往外地。据1906年记载，鸭绿江流域林区每年可向天津、北京、营口等地输出价值三四百万两的木材。清末索伦山林区每年木材的销售额亦达二三百万元。
森林之所以被过度采伐利用，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为木材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清时东北地区出现了商业性木材采伐。木材市场就是木材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是木材流通的总的表现，它体现了木材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鸭绿江材的集散地，早期在安东，后移至大东沟。该木材市场历史较久，占有重要地位，是北方各城市供应木材的主宰者。二是便利的运输条件。晚清时期，东北林区的木材主要靠水运(俗称流送)。东北水运有几条途径：(1)松花江上游森林区的木材从松花江东岸陆运，从岭南各小沟南下出那尔轰河管流，由此出头道江编筏；从岭北顺沟而下出辉伐河编筏。(2)吉敦路沿线森林区的木材：在嘎雅河流域可以管流，自北以下可以放筏。(3)宁安及镜泊湖森林区的木材：此区河道较浅，先管流至大河编筏。(4)图们江流域森林区：上游主要用车辆或牛曳运材，其支流红旗河、马鹿沟可以放筏。一般先至珲春，后改编大筏，每筏约50根。在铁路未铺设处，有部分管流。
(二)毁林垦殖的影响。从明到清，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耕地面积的增长幅度不大。人口的高速增长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土地资源的承受能力，由此以土地为载体的森林资源的破坏成为一种必然。清朝廷原来对东北森林实行封禁，不准进行伐木和农垦，以保障风水。同治初年，许多山东等地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闯关东”谋生，来辽东鸭绿江流域伐木、农垦。山东农民愈来愈多，官府无法制止，光绪四年(1878年)干脆将东北森林开禁，准许入林采伐，但必须交缴捐税，由地方官署发给“木植票照”，凭票采伐。由于清政府只知收纳木植捐税，而不管理采伐现场，因而鸭绿江沿岸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坏，采伐范围不断扩大。
(三)晚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清朝末叶，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东北，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皇通过军事讹诈和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东北48个窝集中的18处窝集，侵占林地面积约为7211万公顷，森林面积约为6920万公顷，估计森林蓄积量约为80亿立方米。在沙俄的侵略政策下，大批俄国资本家涌人中国东北林区，依靠中东铁路的运输条件和他们的雄厚资本，大肆砍伐大、小兴安岭森林。中东铁路沿线两侧布满了俄国资本家的林场。1905年，日俄两国背着中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在《附约》中规定，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即西岸)有采伐森林和经营安奉铁路(安东至奉天，今丹东至沈阳)的权利，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个条约，并胁迫清政府同意设立中日合办的木植公司，采伐鸭绿江流域森林。日俄帝国主义利用“拔大毛”的采伐方式，使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受到了掠夺性的破坏。
四、结语
森林的破坏容易。恢复难。这是林业生产长期性的必然反映。森林的破坏正在消弱环境养育人类的能力。森林在自然界能的转化和平衡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一)应合理采伐，有续经营。森林采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的，选择科学的采伐方式、采伐强度，以适度的开发来维护区域的生态平衡，达到采伐促进森林天然更新和增长的目的，从而真正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切实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从历史进程及采伐数量来看。东北地区森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破坏，木材采伐方式以“拔大毛”为主。经营森林完全以生产木材、追求木材产量和经济效益为主，导致森林资源出现单位面积蓄积量低、树种结构与林龄结构不合理的“一低二个不合理”的状况，很多林地是“远看青山在，近看没用材”、“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造成林地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我们只有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要想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森林是重要的支柱。森林不仅是生产木材的基地，更重要的是保护工农业生产的绿色屏障，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伴侣。
(二)森林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时期来看，人类在经济开发的道路上，并不知道何种经济开发对自然环境、自然遗产的影响有利于人类本身。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森林的采伐和林地的垦殖开发，最初显然是从人类的基本生存出发的。但整个社会并没有认识到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的最终结果对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不利，也没有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仅仅是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会对产出多样性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开发中不仅要考虑当代的环境成本，也要考虑历史和未来的环境成本。通过对历史进程中违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训进行反思，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退耕还湖、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远不仅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实际上更是一种进行结构调整、讲求可持续发展的举措，是对历史上种种经济开发举措的纠错和历史回归。
森林在东北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可以加深对森林生态效益在发展东北经济建设中作用的认识，唤起人们对保护和全面开发东北森林资源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