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角下的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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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第一章“乡土社会”开篇，论述附庸于“土地”的固定无流动性社会共同体，再到文字下乡，讲解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文字在乡土社会的无作用，语言足够用的现象，最后落脚于绵续性的多功能事业组织“家族”和家族中有别的男女关系，但他论述的重点在于差序格局，所以今天通过政治学的角度对此做一评析。

关键词：差序格局；私人道德；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纂于1947年，是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教授“乡村社会学”期间，所攒下的系列讲义之集成和修正。是故，与严谨实证调查报告式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不同，《乡土中国》中归纳性和体系性的理论式内容较多，而方法路径则主要是思路性而非数据性的。

一、中西与城乡

“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如此，依靠着这些提炼出的“概念”，费在书中形塑出了一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乡土式的中国社会。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是与另一所在相对的比较概念。“乡土”即“传统”，对应于“现代”，“中国”则有别于“西方”。也就是说，现代的西方社会就是其对应物，或至少是有“现代化”演进趋势的西方社会。

当然，这一组比较概念是笔者为了方便理解，所预设的借力支点。在逐步分析之余，仍需要不断地对这个简单粗陋的直觉性设计进行修正。不过从费本人的行文和思考中，可以看出，这个探路石并不是无的之矢。

二、公与私

《乡土中国》中强调的“私”，具体体现为对“公家”的“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家天下状态下的“公”即是一家一姓之私有，以私家而公天下。其中并没有权利的让渡，公权力的核心是私家之所有权。或可称私有国营化，有时又给人国有私营化之感，但内在仍是私有私营化。

而“群己”与“人我”的界限划分，同心圆波纹和捆柴团体的形象比喻，都说明“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家―天下”格局符合同心圆格局，且范围并不固定。

“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也愈推愈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说明中国社会具有天然的层级式秩序观念，这非常符合自然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界限划分，有主动设计界定之意，是理性建构出来的，这一点可以参考“他者”（the other）与“自我”（self）这对哲学概念。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语境下的团体结构，其内部形同平面，于其间的个体成员十分便于发展竞争状态，这也形成了有别于外部环境的小系统。

三、团体与差序

西方个人主义下的人人平等观――上帝面前每个个体都是一样的――造就了团体内平面状态，个人无法僭越团体权利，达到以私侵公代公的目的。所以，西方语境下，团体中的个人授权建立高于一切的“公意”管束“群”与“己”。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和虔敬上帝的意识的加持下，最终形成了以“圣约”圣化来达到固化这种契约观念的作用。

“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如果对秩序，法度，规矩三者进行比较。秩序的固定性远超法度，法度是秩序具象化的代表和存在，是秩序的象征，法度则超越了规矩。中国传统的多具有秩序和规矩，或者说规矩式法度（即“政令”），而欠缺律令式的法度。

费孝通又说，“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中国，“自我”是与“中心”的叠加，而在西方，则是以神或上帝作为“中心”，神是高高在上，脱离“自我”的。而在去宗教化后的近代时光，神才从神坛上走下来，在个体或国家等诸方面找新载体，这些载体比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

“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孔子呢？不然。”所以，西方的“神本中心论”及其延伸总有其超越性的特点，因为这种中心论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神，而是指向一个神国，这个神国是团体性的，并且团体外的个体可以进入。所以“西方中心论”不仅仅是神本位的，也是神国（团体）本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观念里，主观上具有超越性观念、客观上具备超验性思维的这一模式得以长存的原由。这种思维模式或者可称为“超验体思维”，即北欧神话中所描述的那样，人是可以通过完成生死试炼进入永恒的英灵殿的。个体可以得救，俗世团体则是神国在地上的试验场。作为信众的个人“胞爱”不是爱，只有一个“博爱”的主――耶稣，但因为他只能被“信”而不能被妄加揣测――因为这样做是“渎神”――所以“博爱”也就随着耶稣一样，圣化而不可探知，即“全知全能”，一体两面也。

如此，可以观之，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于――或者至少初始阶段在于――个人与上帝两因素，个人是通过上帝来确证自我定位，也是通过“信”上帝这一信实而获得个人权利的，本位在于上帝，个人自我在内在上则是“上帝”的派出机构，有接受上帝的法/戒律节制的要求义务，这也就是费氏所言西方团体中“义务――权利”论。

四、差序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是中国同心圆伦理观念中无刚性界限的波纹特征。费孝通认为，中国的“自我主义”是个人本位，自我是永恒不变的法，或言永恒不变的立法者。这是法与立法者的混一？或可谓：此法如斯，便为政令。所以政令无法强化为戒律，“以自我为中心”与“以他者为中心”差别就在于，弹性与刚性的差别。那么界限也就无从明确。在西方则不同，上帝不仅是“他者”，而且是理性支撑起来的非理性内核，建构性一览无遗。

“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正是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此处是在论说中国社会中公与私的相对性。

因为界限的弹性（或言无刚性），那么在社会激变，矛盾剧烈时期，矛盾的焦点就会集中在这个富含弹性的群己接触面，因为此处是最容易下手，更迭改易的切入点，通过将内部关系外部化，由“内”转“外”，达到缓解矛盾甚或“解决”矛盾的目的。但这一点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会从刚性角度通过寻求吹毛求疵的相异之处，来达到裁判异端的目的。但目的是否是寻求社会矛盾解决，这一点存疑。而且，从刚性角度出发的异端裁判，反过来对裁判方是有激励机制作用的，变相的提升了个人，团体乃至社会的力量。

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是没有的。”“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

费孝通又说，在中国，“国是皇帝之家”，“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所以，“克己”延伸出道德主导或道德本位，要想使群体中的个人都“克己”以达到“克群”（自克）的目的，以社会声望为指标，社会舆论为手段的道德法体系就被建立起来。但在国家性法律也如是而立时，道德的目的（相对）温和性和法律的手段强制性就会起大冲突，伦理和法理难以无缝衔接，二者中间必有大量空白，这样，为了达到实际目标，不合理因素就填补进去，蒙诟的礼教礼法得以出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