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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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从都市的本源出发，通过分析研究人和自然，文化以及城市相互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提出 “回归”与“再造”的思路。旨在建立自然，人文与都市和谐共生的人类家园。

关 键 词 自然生态，本土文化，都市精神

城市从产生伊始，就与人类的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是主人：城市物质上的安排就是为人服务的”[1]。在城市逐渐成为人类主要聚居地的过程中，其内在价值和空间结构都以人为基本坐标，深刻地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可以说，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进化史。然而，在现代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下，“物”凌驾于人之上，城市被异化了。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个性丧失，经济活动衰退以及社会阶层冲突等问题的频频暴发，城市离我们越来越远，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引发了人们对当代城市发展策略的反思和城市根本价值的追问。

1回归自然生态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生产影响下的城市被钢筋混凝土巨构和繁忙的高架立交等人工化空间充斥着，泥土、野草、蟋蟀都成了城市里的童话，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逐渐意识到机械化造城运动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危害。

当代生态思想启蒙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强调城市发展与生态的平衡。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 (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首次将城市发展所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生存环境上来。1969年麦克・哈格（I.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指出，应当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注重生态学的研究，并建立具有生态观念的价值体系。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善良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窒息人类灵性的城市，我们需要同时选择城市和自然，缺一不可。两者虽然不同，但互相依赖，并同时能提高人类生存的条件和意义。”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它深刻批判了唯发展主义，阐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呼吁人类建立生态的发展观――从无限增长到可持续发展，并把增长限制在地球可以承载的限度之内。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Brundtland）在《我们的共同未来》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迅速被世界各国所认同，成为全球的共同纲领，亦成为今天城市建设的基本价值观[2]。

生态城市思想的兴起，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城市与自然生态基质的本质关联和相关影响。在城市环境中，自然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可以被影响、经营、规划、设计的生态环境。同时，城市也被纳入到生态系统中，受到自然作用力的影响，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接。基于自然生态的城市设计认为，在城市建设实践中，即不能肆意的破坏自然，也不是消极的保护自然，而应运用再生的城市设计方法，创造与生态环境互相融合的城市空间。

2回归本土文化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个性的根源。它根植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凝练于人类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由“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群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社会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等构成。在时间维度上，它既保持着内在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又呈现不断衍变的脉络式发展特性；在空间维度上，它既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又不断的吸收先进文化的有益成分进行自我的更新与完善。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人类社会面临新一轮的文化变革。先发达地区的文化示范与入侵，多元价值的混合与交织，使得孕育城市的本土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对主流文化的盲目崇拜、断章取义造成了城市个性的迷失以及魅力的丧失。

早在20世纪初，著名的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就对机器化批量生产所形成的毫无人文特质的现代城市提出了质疑，率先提出应以当地的、本土的和人道的形式打破单一和贫乏的城市形象。简・雅各布在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是城市主要作用” [3]的著名观点。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应对现代功能主义在城市建设中的泛滥，重申场所精神，强调时间维度以关怀城市中建筑的人文价值。1999年的《北京》同样指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魂。”

城市是历史生成的产物，人的自主性，多元化和地域的独特性，差异性孕育出充满个性的城市场所和空间环境。一个精神气质失落的城市必定是失败的城市，而一个繁荣的城市必定保有与众不同的文化土壤。从城市的本土文化入手重塑都市，将地域文化与场所精神塑造引入到城市设计实践中，这样的城市才具有了活的灵魂。

3再造都市精神

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每年城市人口增长量达6千万。18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到1900年14%。而经过了20世纪的百年时间已达到55%，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情况[4]。据统计，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6.6%以上，按照诺索姆曲线所阐释的城市化规律，我国到21世纪末将达到70%~80%的城市化水平。这些数据均表明，本世纪城市将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聚居形态。

城市化过程不只是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乡村变成城市；而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变革。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乡村处于对立的状态。与乡村社会生活简单、单调的特点相比，城市所提供的生活更为丰富、复杂。城市里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博物馆，艺术剧院、大学、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摩天楼、地下铁、购物中心、室内体育场以及其他数不胜数、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其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与服务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充满创造力的生活[5]。都市之于人类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容器，承载各种活动和功能，更是一个磁场，一座精神上的家园，创造并演绎着人类的梦想与神话。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认为，人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农业社会代表神明时代，工业社会代表英雄时代和当下知识社会所代表的人的时代。今天，城市终于摆脱了以往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的历史，不再是神明的圣殿或是经济动物的角斗场，而真正成为以人为基本价值尺度，以自然和文化的本源诉求为基础，充满勃勃生机的人类家园。

2001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西方城市的发展轨迹相异，中国传统城市根植于乡土社会，既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阶段，也没有经历市民社会的历史积淀，其城市化是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的飞跃。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当代中国城市的精神，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