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晚明信息场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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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一则对清代涉藏民事、刑事案件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梳理，虽属学术史评述，却不乏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就相关问题多有展望，对于后来者的研究，不无裨益；一则基于社会流动的大势，以“信息场”为视角，借助于对晚明信息场发达的考察，说明晚明社会的巨大变迁，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明清法制史乃至法制社会史的研究，固已成为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然关于涉及民族地区司法案件的考察，尚稍显薄弱。因清代保存下来诸多蒙、回、藏民族地区的司法文书、档案，其研究成果尽管尚有待深化，但毕竟已经斐然可观。相比之下，明代因为缺乏完整的档案、文书资料，涉及民族地区司法实践的研究，就不免显得较为不足，尤须后来者的填空补白。至于晚明的大众舆论传播，无论是用“信息场”一词，还是用“公共空间”一词，甚或用“情报传递”的概念，仅仅是专业词汇的表达不同而已，但无不都是为了证明当时民情舆论的发达。相对于民间舆论的空前发达，晚明制度性的建设就显得有点滞后，致使百姓无法获得更多的准确信息。“讹论”、“谣传”的蔓延，即为典型一例。而这方面的问题，尤应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注意。

摘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和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在城市中出现了开放性、能提供消费、能带来商业效益并且能满足一般社交需要的信息场。青楼、酒楼、茶馆和寺庙是最能反映城市繁华的场所，也是城市中尤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晚明时期的诸多信息场中最具代表性。看不见的信息在这些场所及其延伸的空间中得以交汇升华，形成舆论作用于社会空间：见证、交流、引领、反馈、推进，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好注脚。

关键词：晚明；社会流动；信息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130-07

晚明时期，关于言官“交章论劾”的记载层出不穷，明清之际的笔记和《古谣谚》中，收录的民间谣谚也是热闹非凡，还有书籍、揭帖等等，各种舆论形态都十分活跃。随着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舆论传播的空间市场，出现了消费文化的需求，民问的社会舆论传播成为市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广告等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晚明时人很善于用各种方式营造舆论、表达意见，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信息和舆论的活跃也成为晚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受到史家的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金克木提出了“信息场”的概念：“除了个人间的和家庭内的对话不算，社会上信息比较集中的‘场’有很多需要考察……各种信息以人为载体传播交流，有吸引，有排斥，起种种作用，有种种反应，表现为人的语言和行为。较多人的较一致的可以算作习惯性的反应，其中有心理的前提。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可算民俗。大家相互影响而比较共同的指导行为的心理状态可算民俗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传递、变化往往是对信息的反应。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上一个‘信息场’的符号以便解说。”金克木提出的“信息场”，为我们探析晚明社会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

关于晚明时期信息场的研究，目前多见于新闻史和传播史的论述中，尹韵公对明代新闻传播史有系统详细的论述，台湾学者王鸿泰从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的角度对城市传播空间有系统的探讨，陈宝良将明代的舆论分为官方的舆论和民间的舆论两大系统，姜士彬从传播和社会结构的方面对明清的俗文化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都为后学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场得以在晚明时期迅速发展，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因素。社会流动加快是晚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析信息场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互动关系。

一、商业发展中的社会流动

信息论认为，信息指事物发出的消息、指令、数据、符号等所包含的内容。人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信息是社会的反映，晚明信息场的发展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缺乏基本的流动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和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农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市镇的激增以及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①晚明信息场的活跃与多样性，可以从这种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中找到社会根源。

嘉靖后，商业发展的规模和资本的积累，皆超过以往的朝代。“大约豪宦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嘉靖后，一部分农民不堪赋税过重被迫离开土地，形成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赋税、匠户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为他们从事手工业提供了条件。嘉靖时松江人何良俊言：“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在手工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得以扩大，雇佣工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吴江县志》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丝挽。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于此其业者，相沿成俗……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自织”。明代后期，此类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的机工的数量更加庞大。如广东地区的矿冶业，规模相当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往往百十成群，他们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工场、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雇佣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流动变得频繁起来，人口逐渐分化，传统“四民”的区分也越来越模糊。随着市镇的发展，还兴起许多与市民阶层需要相适应的服务性行业，甚至还出现不少混迹于城镇，以不正当手段谋生的游民。于是，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传统的职业区分变得空前复杂，难以辨别。明朝人姚旅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古有四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除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还有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穑，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丰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猗其盛哉！”从“四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反映了晚明社会大流动的一种必然。

在明中后期的社会交往，也打破了士与士之间的交往圈。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人阶层的兴起及其财富大规模的积聚，为其社会交往的拓宽以及向士人阶层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便利，出现了商人与士人结交的现象。商人阶层不仅模仿士人的生活及品位，还投资于书楼、画室、古玩、字画等等，产生了一批儒商，奠定了士商交往中的文化基础。商人还活跃在士人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出现了“满城贵客文人与妖姬静女莫不毕集”的盛况。然而，士商交往中更增加了物质利益的因素。在明代中后期，士人为他人写墓志铭与作寿序、文序、碑铭、传记以及为商人子弟授课，为书商写书评等等谋利行为已经很平常。商人阶层都愿意与士人结交，正如钟惺所言：“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富者亦分名焉。”

如上所说，不仅亦农亦工、亦农亦商成为寻常之事，儒士、官宦与士、商的渗透、融合也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正如何良俊所说：“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人们越出血缘、地缘和等级的限制，人际交往的途径和范围大大扩展，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联系。商业利益的驱使，信息交换、社会交往需求的激增，使晚明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层次更为多元。

晚明时期，信息的来源和种类多样，以邸报、民间报纸、书籍、揭帖、时事小说为主要代表。邸报是中国古代延续千年之久的官方报纸。这种政府公报性质的报纸，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其官方性质、广泛传布的特点和报道内容的开放，使它成为明代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和舆论载体，起到了比较大的制造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明代的纸张、印刷技术都比以往历朝都要发达，读者大增，邸报的发行数量也大大高于以前，深入社会生活的程度也日益加深且高于历代，甚至内容也有下意识地迎合普通民众的趋势。而且，随着知识群体的日益增大，这一群体开始要求政府公报以外的最新消息。这一需求使明朝后期的商业性新闻产物――民间报纸登上了历史舞台。

书籍由于“信息的有选择性传递，将人们划归到非常不同的信息系统，而创造出各个‘群体，。对于你所知道的、书写的或阅读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显然是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物体，一本书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它也是一种艺术品和财产。这样，它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也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书籍是潜移默化的制造舆论的方式。晚明时期，由于市民阶层的发展、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书籍印刷的价廉方便，书籍成为制造、传播舆论的重要工具。

邸报是一个全国性的传播媒体，信息内容主要是以政治事务为主，而其参与者也是有阅报习惯的知识分子，因此它可以说是地方士绅与中央政权之间的一个政治性中介，而书籍也需要一定知识水平的知识分子才能阅读，它们和一般民众的现实生活还是有所间隔。真正深入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在其中发挥联系作用的舆论传播媒体是揭帖与小说、戏剧、民间谣谚之类的“大众传播”媒体。

揭帖在社会上广泛地使用，人们把公开散发的私人文书和传单等物，称为私揭；把不具名而散发的文书和传单等物，称为匿名揭，或匿名文书。不论是私揭，还是匿名揭，都具有揭发、诋毁、煽情的作用和性质，它们都是舆论的一种宣泄手段，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明代社会都比较流行和普遍。

时事小说和时事剧的大量创作和广泛流传（演出）实际上起到了传播新闻的作用。新闻传播要求具有真实性、时效性、重大性、广泛性、公开性等特点，时事小说和时事剧不同程度地符合这些特点。民间谣谚由于层次低，信息的传达率、接受率极高，并且反馈性强，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传播力度，成为民间舆论信息的代表作。

在此基础上，以经济为中心的商业、市镇网络构成了明代商品流通的空间，更为晚明信息传播的活跃创造了空间。连结媒介和读者的交通和邮驿网络愈加成熟，在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之上形成了一个立体灵活的信息传播格局。

二、社会流动中的舆论信息场

文化社会学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有一个原始的信源，再向四面八方传播，就如同水中掷一块石头激起的波纹一样，一层一层地向四周扩散，这称为横向传播；同时，还有一种传播是如同树根一样，从主根、支根到毛细根依次传播和扩散，称之为竖式传播。在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种传播模式依托信源和传播网络交互作用，从而跨越区域持续运动，形成多层次的舆论传播。

晚明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是与其商业特色和社会流动性特征相一致的。社会流动的频繁，反映了晚明社会控制的减弱。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流入城市加入商业洪流中，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也使舆论传播的主体和受众得到壮大，舆论的活跃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商业活动的需要，城市中社交活动积极展开，渐渐凝结成一个个稳固的社会活动场域，发展成为舆论传播的信息场。市民通过这些信息场制造、传递、散播各种信息，形成各种舆论。市民阶层的崛起与活跃，使城镇实际上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思潮的展示窗口与传播据点。由大小城市和市镇组成了信息空问网络，各种信息和舆论往往借此得以传递和扩散，人们通过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互相影响、传播信息，形成一种“个人――信息场――城市――其他市镇――全国”的横向传播。同时，不同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群之间，也有信息交流的需要，通过公共的、开放的信息场形成竖式传播。由此，在晚明社会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格局中，信息场成为最为关键的一环。人们需要开放性、能提供消费、能带来商业效益并且能满足一般社交需要的信息交流和传播的空间场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青楼、酒楼、茶馆和寺庙。

（一）青楼

青楼妓院是最能反映城市繁华的场所，也是城市中尤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晚明时期的诸多信息场中最具代表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晚明社会奢侈之风的蔓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内悖离传统礼教的社会观念的滋长与扩张。阳明心学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传统大相径庭，推动了文人主体意识的高扬和个性解放，禁欲主义一经开放，逐步走向了的极端，肯定、追逐成为时尚，为妓院大行其道营造了适宜的社会舆论环境。

青楼在明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低潮――复兴――繁盛”的过程，其繁盛期即在晚明。伴随着商业的发展，晚明青楼规模之繁盛、类型之丰富、人员之完备、来往阶层之复杂，皆超过以往。晚明青楼以南都南京为中心，《板桥杂记》说：“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孽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西湖“名胜之燕集，殆无虚日，鲸吞海吸，青楼红粉，争相承迎”。

“人的复杂构成的存在加上环境就是信息的载体。”是青楼的主角。明初朱元璋、朱棣还将罪臣妻女发入教坊充为乐籍，在官营妓院中就有许多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章学诚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擅声诗，都人士从而酬唱。”因此，在明代南京妓院之中，自然有较多能歌善舞、工诗画、善吟咏的女子，也不乏识大体、明大理、有气节之人。此外，诸如家妓、市妓、私娼等，对应着不同的消费群体，构成了层次多样的群体。“妓院不仅是男女交际，更是政治、军事、经济、艺术、文学各种信息的汇聚交换场地，上下人等趋之若骛。”来往于妓院的社会阶层众多，与群体一起形成多样化的信息源和信息交流渠道，促进了信息场的丰富和活跃。青楼已不再简单是声色交易场所，正日益成为城市中一个重要的文艺中心和社交中心。名妓成为文人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并滋生出“名妓文化”，成为晚明的特色之一。在青楼这个开放的信息场之中，既有名士名妓的琴棋书画、歌诗词赋的文学形式，士大夫忧国忧民、喟然时局的时事消息，也有商人阶层交易买卖、商品流通的商业信息，更有一般市民家长里短、奇闻趣事的社会“新闻”。各种信息在这里汇集、发酵再传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青楼信息场”。由青楼信息场产生的舆论效应扩散开来，对晚明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楼与社会通过信息场形成了“不自觉”的互动。

（二）酒楼、茶馆

明代中后期，城市中的酒楼、茶馆可以为大量进入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提供一个食宿、休憩的场所。“然而，酒楼、茶馆在城市中存在的意义，却不仅止于供应流动人口的饮食之需，它的存在等于是在城市中创立了一个开放空间：它提供居城者（无论长住或暂停）一个开放性的活动场所，容许任何具基本消费能力的人进出其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酒楼、茶馆同时满足人们饮食、社交的需求，不仅成为重要的社交场所，更为城市中的信息传播创造了空间。

酒楼随着城市生活的日趋丰富而繁盛，数量、质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发展，从酒食摊、酒铺、酒肆再到酒楼，商业力量成为影响酒楼发展的最主要、最普遍的作用力。开封城内鼓楼西边“坐客满堂，清唱取乐，二更方散”的酒楼，是在“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的背景下发生。晚明的南京作为江南一大都会，秦淮河两岸是酒楼、酒馆集中地区。这些酒楼各有特色，有的以美酒知名，有的以佳肴为招牌，有的则以独特的建筑和装饰为特色，甚至一些酒楼还有酒歌女吸引顾客。由于酒肆众多，每年南京的酒消费量十分可观，除了本地生产的之外，每年还要贩来“大曲约五十万块，中曲约三十万块，面曲约六十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八十万块，而内臣勋戚自制之曲不与也。四直河油约五十篓，四直大曲约一十万块”。

尤其在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由于商人的消费能力与社交应酬需要，酒楼的社交功能更加突出：“万历后，率以声华气谊相高，寻盟结社，千里命驾……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指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万历之前，酒楼“无多家”，万历之后，“寻盟结社”则酒楼“遍街满巷”。明代中期以后，酒楼的娱乐性逐渐显现，频繁地出现在酒楼中，这种声色类酒楼亦成为城市中非常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酒色联营为很多人联络路线、交换信息、传播舆论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相对于酒楼，茶馆因为消费更低，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交场所。“自明中期以来，大体可说茶馆相对于酒馆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也正是茶馆所内含的平民性愈益发展的结果。”一般人可以没有太大经济压力地、常态性地进入这个场所，在其间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因而凝结成地缘性的社交圈。《儒林外史》第24回中写道：戏子鲍文卿回到故乡南京后，意图重回戏行，于是他重新整顿好自己的行头后，就“到（戏行）总寓旁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才走进茶馆。只见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吃茶。鲍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吃着，只见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钱麻子道：‘黄老爹，到这里来吃茶。，……黄老爹摇手道：‘我久已不做戏子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座茶馆是戏行中人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场所：一时无戏的钱麻子和退休后闲来无事的黄老爹可能都习惯到此闲坐交谈，所以离乡良久，返乡后意图重操旧业却不知现今行情如何的鲍文卿想要“会会同行”打探消息时，自然地就会到此茶馆中来。当城市中的茶馆成为社交中心的同时，相随于人与人的集散，信息在此空问中流传，因而茶馆也成为城市中的信息传播中心。

酒楼和茶馆作为一个开放的消费空间，为各色人等的流动创造了信息流动的机会。而信息的交换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在酒楼和茶馆的消费来进行。亦即在酒楼和茶馆消费的过程，正是社交活动和信息流通的过程。酒楼和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传播据点，在这些空间中可以有效地打探相关消息，相对地也可以散播消息，甚至制造舆论。

（三）寺庙

由于寺庙空间的广阔和受到政治意识影响较少，使其成为可以兼容更多人群的场所，成为更加民间化的社交场所。明代寺庙的数量不在少数，京城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寺庙的建筑最多，明人沈榜于《宛署杂记》中记载：明代的北京城，其城内有寺72所，庵77，观7，庙77，共计233所，其城外的宗教建筑尚不包括在内。这些寺庙大多建于明代，且以嘉靖、万历年问修建者居多。明中期以后，相随于商业的发达与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寺庙常成为一般民众游赏、市集活动的场所。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下，寺庙本身也逐渐商业化，城市的各种声色活动也随之流入，以至于寺庙成为一个充满世俗性与大众化的娱乐场所，成为城市中最公众化的社会与商业场所，其表现形式就是“庙会”与“庙市”。

庙会起源于古代的社祭，由于祭祀必有烧香礼拜之举，届时也必有许多逛庙之人，久之，也就成了民间自发的一种群众性的活动，俗称“庙会”，通常都在庙中、庙前举行，形成以庙宇为中心的综合性民间游艺场所。庙会大都极具地方色彩，凝聚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如河北宝坻县的庙会以民间的杂耍百戏为主，“各庙演戏，惟娘娘庙有庙会，其自各庄来者，自作把戏。惟张家庄之耍铁叉、打吵子鼓，及车辕轴之转悠悠为最。本街则胯鼓、钟幡、耍坛子、五虎棍，后添台阁、背阁、踏高跷。外来赶庙者，偶有女筋斗、绳戏、马卸、刀山等戏。阗街塞巷，举国若狂。”这里的庙会汇集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凸显了庙会的社会性与公众性。

随着商业的渗透，具备了宗教与商业双重性质的庙会，也被称作“庙市”。庙市所汇集的人群中，无论是赶庙的，还是设摊的，仍以社会中下层为主。庙会还吸引了包括社会上层妇女在内的广大妇女群体，在杭州“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孙渊如诗云：丝带束腰锦衬额，游廊叉手走东西。”因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自由的商业空问，庙市迅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市集。

由此，寺庙成为各类民众加入信息传播过程最现成的方式。政府教化理念的宣扬，官绅的赈灾活动，城市中的各种工商或娱乐活动，市场让寺庙成为各阶层人群聚集的场所，使纷繁的信息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显得非常方便，以至于寺庙成为群众舆论和运动的发起地点。“同时，在宗教力量的作用下，寺庙所具有的精神意涵，在平时可能为社会正义提供保证，而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则可能发挥凝聚群众意志的作用。因此，城市中的寺庙在形而下的层次上是个‘大众广场’，在形而上的层次上则可说是民众的精神堡垒。”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场”与晚明社会的互动过程：商业的繁荣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促进了晚明妓院、酒楼、茶馆以及寺庙的规模化发展，社会各阶层的人群来往于这些开放性的场所进行交往，形成了丰富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名妓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引领时尚和艺术的潮流，配合思想解放和及时行乐的思潮，引发、享乐的舆论场，这种舆论场在商业化、市民化的社会空间中再传播作用，在信息场中形成信息的反馈和交流，必然会推动这些场所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刺激新的信息产生和传递，形成新的舆论传播。信息场是晚明社会文化的熔炉和反射镜，秦淮河畔的芳踪倩影、酒楼茶馆的鼎沸人声、庙会和庙市的热闹非凡和晚明江南的经济文化盛景，已经融为一体。看不见的信息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得以交汇升华，通过看不见的舆论作用于社会空间：见证、交流、引领、反馈、推进，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