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族敌人”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形成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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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人类文化心理机制影响，“自己一异己”对立思维模式中的异己形象在社会群体间的对立与冲突中，往往会演变为敌人形象。“外族敌人”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在社会转型时期成为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心理特征。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民族认同；排外心理
中图分类号：G1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3－0053－04
俄罗斯文化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概念――“外族敌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俄罗斯民族经历的无数次与外族的战争有关。在扩大疆域与保卫家园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人历来对外族持戒备和防范心理。尤其是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带来很大冲击，成为其民族情绪的转折点。社会上到处流传着关于外族人危害俄罗斯、俄罗斯的财富被外国人掠夺的传言。外族敌人成为排外言论的核心目标。这些言论带动了社会各界的排外情绪，逐步导致排外活动猖獗，并且呈现极端暴力倾向。本文仅从心理机制入手，探讨当代俄罗斯大众心目中外族敌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一、变异的异己形象与人的心理
敌人形象的形成源于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存在的“自己一异己”对立心理思维模式。在群体间长期对立的过程中，自己与异己的矛盾不断升级，由对立转变为对抗，异己形象也逐渐演变成敌对者形象。俄罗斯学者索尔达托娃认为：“在对抗和仇视的过程中异己变成敌人。敌人形象是‘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走向极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异己’形象被涂上黑色，引起人的厌恶、反感和排斥情绪。”
敌人形象的出现体现了人的心理需求。“自己－异己”对立模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沉淀形成心理模式，使人与生俱来具有对异己的恐惧心理、从他人身上寻找灾难根源的心理、从自己群体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心理。这三种心理因素直接影响了敌人形象的形成。
(一)恐惧心理
应该承认，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人或事心存恐惧。西方学者斯蒂芬把恐惧分为三种：(1)由外族入侵、发生战乱、土地等物质财富被掠夺或失去自由而导致的恐惧；(2)来自他人群体思想层面的侵袭，价值观、生活准则和传统道德标准遭到破坏而产生的恐惧；(3)由外界危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给个人或群体带来的恐惧。
20世纪末，苏联改革失败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各种危机，使民众对现实和未来充满恐惧。大众将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物质生活水平全面下降归咎为外族人对俄罗斯财富的掠夺，将全球化趋势下的俄罗斯文化转型认定为西方文化对其传统文化的侵袭和破坏。他们对转型时期不稳定的社会生活局面茫然不知所措，将挽救民族认同危机的诉求建立在从他人身上寻找灾难根源的基础之上。
(二)外化与宣泄恐惧的心理
人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需要通过某个人物形象把内心的恐惧感加以客体化，将无名恐惧具体化为人物对象，以此作为恐惧外泄的主要途径。用俄国著名文化学者洛特曼的话说，就是恐惧急于体现出来。他在《漫谈俄罗斯文化》一书中举例说明，中世纪经常有寻找女巫的群众性活动，成为大众宣泄内心恐惧的一种途径。弗雷泽在《金枝》中专门写了为驱赶邪恶而惩治替罪者的原始习俗。他认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替罪者是邪恶的化身，通过鞭打他、惩治他，可以达到驱逐无法捕捉的邪恶的目的，以此解除生活中的一切不幸。“14－18世纪，欧洲各国一直都有抓捕妖魔的习俗，人们把这个妖魔当做替罪者或人类的敌人，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灾难。”
寻找替罪者的动机至今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在现代社会，过去的一些习俗虽然早已消失，但利用敌人形象承载由灾难所带来的心理负担、转移情绪的心理依然存在。要摆脱危险、克服危机，就要找到造成危险局面的祸根，确立一个打击对象，并将自己的攻击行为合理化。人们用敌人形象这种可感知的方式解释不幸的根源，把敌人与恶等同，用具体的形象来代替抽象的恶。学者卡甘指出，当恐惧感达到一定极限时，人需要将它宣泄出来，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转变为人们可以直接捕捉到的形式，便于与之斗争。
在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俄民众对每况愈下的社会局面的恐惧心理，正是通过塑造各种敌对外族人形象来宣泄的。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受俄罗斯大众排斥的外族、外国人中，排名前列的是高加索一带的少数民族，犹太敌人依然没有退出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与前者的冲突，由于车臣战争的爆发而激化；对后者的敌视，则来自宗教分歧和经济利益纷争。
对外族的负面评价受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影响逐渐加剧。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变故，大多数普通百姓并不能认清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他们仅仅依靠潜意识里存在的对外族人的戒备和防范意识，来寻找灾难的根源以及幻想以此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因此，有关高加索一带少数民族以及犹太人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许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公开在媒介中宣传塑造这些外族敌人形象。
(三)归属与认同心理
人们寻找敌人的心理机制还体现了人谋求归属感的心理需要。个体在集体中寻找归属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我”属于“我们”这个集体，表明人具有归属性和参与性。特别是当人面临危机时，总是希望找到可以依托的群体来排除恐惧和无助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常是通过划分“自己一异己”而确立的，因为只有借助于与异己的对立关系才能够明确自己群体的共同特征，建立牢固的认同感。因此，敌人形象能满足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心理，他作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的最好方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认同感发生动摇，经济改革失败带来的社会危机挫伤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转型也给他们造成了精神困惑。俄罗斯大众迫切需要重塑民族认同感和重振民族自豪感。为了满足这一心理需求，确立外族敌人形象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俄罗斯惯有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更加助长了这一认同方式的强化。社会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者在倡导弘扬俄罗斯民族文化、关爱俄罗斯民族自身利益的同时，为自己树立了外族敌人形象。这就是外族敌人形象活跃在20世纪末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原因。由于大众有着强烈的加强民族认同感的心理需求，所以关于外族敌人蓄意破坏俄罗斯的说法不但没有被正确认识，反而受到普遍追捧。
二、大众的从简、从众心理及非理性思维方式
在对待外族人的问题上，俄罗斯大众利用传统观念将一切危机所引发的恐惧心理通过外族敌人形象来宣泄。这体现了大众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从众心理。法国学者勒庞认为，群体易于接受那些受传统规律影响、被公众意见所认可、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观念。另一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的日常思维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个体对群体观念的接受和认可。他认为。个体的人在现实中不仅要独立思考和形成自己的观念，同时要启用沉淀在大脑中、由几代人积累的社
会经验、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同时，勒庞认为，这些观念必须“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因此，“它们都会被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敌人形象就是披上丑恶形象外衣的一整套观念。大众群体的智力水平和素质较低，使他们不能接受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而关于摆脱困境、克服恐惧心理的一系列观念被简化、改造后，以易于被群众接受的敌人形象呈现。关于恶的抽象观念在日常思维中被披上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外套以后，就形成了解释复杂社会危机根源的敌人形象。这反映了俄罗斯民族两个方面的心理特点：一是把关于外族人及其文化的一系列观念依附在日常经验所熟悉的外族人形象这个范畴中；二是将关于现实中的灾难与对危机的恐惧心理等抽象观念具体化和简单化为具体的外族敌人形象。这反映了大众思维程式化、简单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苏联学者克里班诺夫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直到用最原始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把任何问题都推到一个有罪的人身上，这个罪人是世界上‘恶’的人格化形象。”因此，当人们面临威胁和危险时，总喜欢用“敌人作祟”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来解释，通过敌人形象来看待一切与自己对立的客体。
大众简单化的推理方式具有非理性思维特点，可以将许多没有逻辑联系，乃至自相矛盾的看法和观点糅合在一起。“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不但使俄罗斯人善于塑造敌人形象，而且还将转型时期社会危机的引发原因统统归咎到外族敌人身上。比如，在俄罗斯流传已久的“犹太人阴谋论”就把俄罗斯历史上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归咎于犹太人的罪孽。尽管反犹主义者在俄罗斯并不占大多数，但“犹太人阴谋论”已成为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话题，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今天，与车臣的紧张关系又让许多俄罗斯人将高加索一带的少数民族与阴谋论联系起来，使用同样的套路来看待民族关系问题。这说明，俄罗斯民族的非理性思维特征较之其他民族更加明显，因此在塑造和接受敌人形象观念时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倾向。
三、“扬己抑人”的偏狭式民族认同心理
大众对本民族文化属性的认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人们必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保持一致才能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在这一点上，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筛选、提炼，构成民族精神文化的精髓。得到大众认可的观念进入集体无意识，被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
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在传统观念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代表不同文化的民族在交往中总会有一定的距离，进而产生文化障碍，加深了相互间的陌生感与异己感，“自己一异己”的对立模式影响了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同时，面对“异己”，人们难免要暗地里加以相互比较，并且总希望突出自己的优势。按照弗洛姆的理论，强调自己群体的优势是任何团体存在的基本前提。人们在强调本民族优势的同时，往往会贬低他人的民族文化，因此，他人形象能够帮助个体强化民族认同感。要想为自己的民族认同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就要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做衬托。正反的对比度越大，就越能突出自己一方的正面性，也就越能强化民族认同感。
当旧的理想和价值观被瓦解，加强民族认同是扭转危机局面的最好办法。挽救民族认同危机，可以通过正面途径，即调动理想的传统模式，对历史加以神话化、英雄化来强化认同感；同时，也采用反面途径，利用寻找困难、危机的根源的办法来补偿大众意识中的失落感。在后一种办法的实施过程中，就经常会利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特别是敌人形象的作用。虽然贬低他人文化不一定会直接形成对他人群体的仇视，但当自己群体内部出现危机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认同支持，因此必然会强调对方的危险胜和危害性，从而达到团结自己内部力量的目的。敌人形象作为社会危机的转载者，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不幸承担责任，人们在共同对付敌人的过程中凝聚在一起，建立新的认同。敌人形象集合了异己的所有负面特征，是百分之百的反面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最能提升民族认同感，起到团结自己队伍的作用。
危机时期的敌人形象固然能增强本民族的自信心，加强民族认同感，但是过分强调和夸大敌人形象的作用会导致盲目排外，甚至仇视外族人。这是一种偏狭的民族认同心理。受这种心理支配，会爆发大规模排外行动和煽起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沙文主义不仅鼓吹本民族的优越感和民族利益至上，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而且制造和散布民族被迫害的‘妄想症’，即本民族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人民遭遇的所有痛苦，其根源都在于某个恶魔民族的阴谋和威胁及其异族文化毒素。”
总之，俄罗斯民族在加强民族认同感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偏狭心理。为加强民族认同，极端民族主义者提出“俄罗斯只为俄罗斯人存在”的口号。在这种偏执心理的驱使下，社会排外浪潮日益高涨，从大众媒介的排外宣传到日常生活中对外族人的歧视，随处可见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和排外心理。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把那些与本民族发生冲突的他民族描绘为反面形象，后者的民族特征被歪曲、抹黑，整个民族及其所有成员被浓缩成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而且受某些带个人目的的政客操纵，有关外族敌人的负面宣传愈演愈烈。当这些宣传为民众接受后，会大大加强他们排斥异族的心理，并且由潜意识的排斥心理转化为有意识的仇外心理，最终酿成一些暴力流血事件。
综上所述，俄罗斯大众心目中的外族敌人形象，既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即对异己的恐惧心理、恐惧外化心理以及强烈的认同归属心理，也反映了大众思维的简单化和非理性化。与此同时，外族敌人形象的形成与俄罗斯民族心理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民众对外族人的态度和观念。在特定的社会境况中，这种思想会导致不良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并且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排外行为。
显而易见，外族敌人形象始终是诱发排外行为的幻影，也是支撑这些行为的心理支柱。因此，外族敌人形象在民族关系中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帮助本民族克服认同危机，起到凝聚大众的作用，又会煽动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仇恨，激化民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