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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中,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他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对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时,城中粮草断绝,连老鼠都被将士们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们吃。以此为开端,将士们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城中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对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这并非张巡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成了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作《张中丞传后叙》时也觉得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已杀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信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黑汉。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惜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是先人所遗,故称“先人遗体”,爱惜之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所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祯,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妾的后身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可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不至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不错,本来就是这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他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她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