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孔子“因材施教”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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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选取了“教学做合一”与“因材施教”这个比较细微的角度。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虽然是比较先进的现代式的教育思路，却深深地植根在中国古老的儒家教育传统中，理清这里的发展脉络，对今后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大有裨益。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8－0050－01
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教学做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学方法上的创见。这不仅仅是陶行知教学实践的总结，也不仅仅是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延伸，甚至可以说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一、孔子的因材施教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在几千年前的孔子那里，因材施教并未形成方法论意义上的教育理念，但孔子在教育中实践了“因材施教”却是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的因材施教都是在社会实践——即孔子及其弟子为政行仁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面对具体情况提出的具体思路、具体方法。
比如，子路和冉有在从政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意志与行动的关系的困惑：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论语?先进》）。［1］
面对同一个困惑，孔子的解决方法迥然相异。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爸爸哥哥活着，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对冉有的回答是很干脆的：听到就要干起来。当另一个弟子公西华就这个矛盾的现象询问老师的时候，孔子回答：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1］
因为子路平日胆量太大，易莽撞行事，所以要压压他；因为冉有平日做事爱思前想后，易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应当说，这一做法不是哲学研究上的恰当方法，却是教育上的恰当方法。
当然，孔子的这种情况有那个时代的贵族教育遗风的因素影响，而到了二十世纪，陶行知作为一位具有现代眼光的教育家，将这一思路总结成“生活教育”。这是对传统因材施教思路的发展，也是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方法的基础。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2］
对这一教育观念，陶行知特别强调：“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它不是要求教育与生活联络”（《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2］这就把孔子针对弟子扬长避短的因材施教方法扩展了，全面化了。而且陶行知认为：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2］
所以，生活教育又是教学做合一的基础。
二、教育的目的性不同
孔子在因材施教的教育思路上，有着明显的目的指向。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他的目的在于造就君子”。［3］孔子的学校有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见《论语?先进》）。德行、文学，指可做贵族教师的人才；政事、言语，指可做诸侯臣僚的人才，朱维铮先生总结称：“这种分科教育法，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具体化”。［3］
所以，孔子在向仲弓释仁的时候称要：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1］
这是叮嘱仲弓为人行事要严肃认真，小心谨慎。从仲弓平日考虑事情周到的个性看（可参看《论语?公冶长》《论语?雍也》相关条目），孔子是希望发展其长处。而对同样“问仁”的司马牛，孔子却答称：
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1］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这是专门针对司马牛“多言而躁”的缺点而说，所以孔子是希望规避他的短处。
对于“仁”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这种解释从哲学上看无论如何都是含糊不清的，却都符合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自汉以后中国的儒家教育培养的大都为附庸权势的官僚文人。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在这一层次上却相反，是要摆脱掉这几千年来的恶劣传统。为此，他提出了“活的教育”。“活的教育正像鱼到水里鸟到树林里一样”。比如教育儿童：“普通儿童之特性，大多都富于好奇心。当他还不知道说话和走路的时候，他时常手舞足蹈的，跃跃欲有所试的样儿，忙个不歇。这可就是他的好奇心了”（《活的教育》）。［4］
教育中满足好奇心，就是对创造性的培养。这在陶行知解说“教学做合一”的论述中更清楚明了：
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一面行，一面想，必然产生新价值。……有行动，有思想，有新价值之产生……这是做，这是教学做合一之做（《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2］
因此，“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2］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重点培养的不是什么政治人才，甚至专业人才，而是创造性的人才；但反过来这又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基础。这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一大飞跃、一大创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7、123～124
2 《陶行知全集》第2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88～290、633
3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16
4 《陶行知全集》第1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