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谈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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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处世，治世，都不能，不同“人”打交道，因而讲治乱，明祸福，究穷达，都要先明白人是怎么回事。这在古代。就集中表现为人性善恶的争论。不同的学派，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对于价值的看法，差别并不大，但是辨别的办法却千差万别。这差别，与怎样看待人性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举例说，相信性善就强调率性而行，相信性恶就要重教化以改变本然之性。性的本相究竟怎样呢?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头绪纷杂的问题。纷杂的征象之一是，人人都在闭门造车，甲说性善，乙说性恶，丙说性无善无恶，丁说性有善有恶，等等，都难于自圆其说。

人性善恶问题，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症结所在是文不对题。这一点，近代道德哲学已经分辨得很清楚：所谓善恶，谣价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本性”，换句话说。只有意志支配的行为可以说是善或恶，本性，受之自然，不是意志所能支配，自然就无所谓善恶。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其一。性的本身是什么，很难说，我们无妨，或者只能，从表现方面看，那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某些“趋向”(要怎样，不要怎样)。所谓与生俱来，就是存于意识之前，并且不因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譬如说，目能视，耳能听，生来如此，不能变为耳视目听；乐生恶死，生来如此，不能变为乐死恶生。与生俱来，受之自然。正如许多外物，大者如日月星辰。小者如尘埃芥子，我们不能说它是善还是恶。

其二，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概念蕴涵“应”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诚是善，是应该做的；诈是恶，是不应该做的。一切受之自然的事物，身外如日大月小，夏热冬寒，身内如二目一口，恶死乐生，我们不能说它应该如此还是不应该如此，也就不牵涉善恶的问题。

其三，“应”的概念又蕴涵“能”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还以诚诈为例，诚是应该做的，只要想做，也是能够做到的；诈是不应该做的，只要不想做，也是能够制止的。

其四，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因而趋善避恶就成为道德的责任。如果把善的概念扩大到也适用于一些自然物，道德的责任问题就会难于处理。因为，很明显，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善或恶，我们不必过问。因为它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趋善避恶，是人的责任，所以所谓善恶，只能适用于意志力所能及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性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和“趋向”，它就不能不与“行为”发生关系，因为它是行为的动力，流水之源。水到渠成，水流可以决定渠的情况，行为的动力自然也可以决定行为的情况。因此，性虽然没有善恶，我们也还可以考察，率性而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善还是恶，或者偏于善还是偏于恶。荀子在《礼论》篇里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看到，欲望是人世间一个根本的力量。而且是顽固的力量。可是满足欲望的事物不是有求必应的，因而不免于争，就是说，率性而行，其结果是易于流为恶。这种看法，同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有相似之处，虽然未必尽是，律己论人，却是值得深思的。

(白露辑)

(张中行(1909-2006)，河北番河人，国学大师，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涉猎广泛，著述甚丰，有《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瞳三话》、《说梦草》、《诗词读写丛话》等，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