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影视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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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以其丰富繁杂的现实文本昭示着它强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而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生并随着传播手段（主要是大众传播手段）的成熟而不断发展。

美国不断强化其“影视帝国”地位

虽然近10年来受到全球化与新媒体发展的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仍然维护并不断深化着自身“影视帝国”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正常发行渠道所占份额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美国影视产品（文化产品）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国观众对美国影视产品的认同感有上扬趋势。通过网络点对点下载，仅仅比美国播放时间滞后12小时左右，在中国大陆的受众就可以方便快捷地下载观看《绝望主妇》、《越狱》等美国电视剧。通过网络传播与非法渠道的摄入，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其影视产品一起，为美国的国家软力量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扩大，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影视业内部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理念，以及对影视产品的评价体系，逐渐成为国际化标准。全球范围内，无论印度的宝莱坞还是在欧洲，整个影视产业的运营机制无疑在向好莱坞倾斜。

应对措施的“三个转变”

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于1969年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的论点。席勒认为，美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的，与美国军事工业联合起来，对外国政府和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播放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从而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其中蕴涵商业信念、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以及对美国消费品的消费。

美国文化商品借助全球化与新技术浪潮迅速向其他国家传播，美国影视产品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行其道，到底是福是祸？

美国影视产品在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充斥，是短期内尚不可能改变的现状，因为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强者霸权的时期，美国文化自身开放、自由的特点，也注定其在国际传播中更易被接纳。但是，正视这一现实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是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要职责。应对得当，是一种机遇。反之，则会带来灾难。

笔者认为，应对“影视帝国”的扩张，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一是管理层由简单的行政控制到隐性的机制化管理转变。美国文化获得全球化推广的成功，绝不仅仅是传者单方的作用。另外，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即便在电视、影院中限制传播，也很难在网络上控制住民众的“亲美倾向”。引入机制化的管理，形成审查机制与评价体系，引导节目生产商的制作过程，运用新闻调查、媒介议程设置等手法调控，将文化安全融入到媒介产品中，他们的消费选择与视听趋向将深刻且迅速地影响生产商。

二是影视创作由简单的模仿到本土化创造转变。在本土化创造方面，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走在前面。特别是韩国，不到10年时间，已经成为国际电影领头羊，甚至成为好莱坞重要的特色片源。并且，在这种购买的吸引力下，韩国影视圈并没有改变自身的风格与取向，反而以这些特点赢得了世界上更多观众。高质量的节目与影片，使政府在本土市场完全可以施行影视配额制，规定本土影视产品的播放时间，击退美国影视产品的入侵。

三是引入影视产品的方向由单一走向多元。从受众心理分析，接纳更多样化的影视产品是必然趋势。在影院与电视台播放时间固定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大力推荐，引入除美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产品（非强制方式），转移民众对某一价值取向产品的长久关注。

积极参与，变堵为疏

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压力，这导致国家权力对传播媒介从所有权到经营权，从节目规划制作到发行审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费等进行严密监控，从而保证利用媒介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效能。

面对这样的局面，各国政府与公众应当以多重视角来认识全球化，片面强调政治意味与文化安全，是主观阻碍全球化之举，对于国家媒体的发展、国际传播实力的增强并无益处, 美国影视产品的传播是福是祸，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引导和管理。

全球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需要调整行动计划和目标以适应当下的语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实上，美国影视产品对市场规律、受众心理的掌握有其独到的优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只有积极地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创造具有国际化胸怀的民族影视文化，通过视听影像来建构文化的认同和交流平台，才谈得上更有效地保证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②中国电影家协会编：《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趋势》，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页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