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家庭的守望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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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数以亿计的中国父母响应计划生育号召，诞下唯一的孩子，将所有希望寄予其身上。然而，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丧子，造成2000万失独父母。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子女一旦发生意外，就像是一个三角形被摘走了一个角，整个图形也跟着发生坍塌，不复存在。

过不去的那道坎儿

2005年的那个母亲节，到了该放学的时间，可是女儿贝贝还是没有回家。杨建正打算出去找时，门开了，女儿拿着一大束玫瑰花出现在面前：“妈妈，母亲节快乐！”即使孩子已经离去七年，这依旧是杨建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画面。如今，年过半百的杨建总是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很差，经常丢三落四，提笔忘字，但是女儿生前的每个点滴，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细节历历在目，甚至连一些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她还记得非常清晰。

杨建说，她和丈夫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让她学习舞蹈。“我女儿16岁上高一时，个子就超过了170cm，出落得亭亭玉立，长长的头发快触及地面；她在学习上也是佼佼者，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班级的前几名，并且一直是学生干部。”

然而，一场车祸让生活全变了……

2005年8月11日，杨建眼看着女儿吃完早饭去上学，“真没想到这是我们母子的诀别。”说到这里，杨建抬了抬头，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上午八点多一点，交警打来电话，说女儿出车祸了！”杨建虽然害怕，但还幻想女儿只是受了伤，直到工作人员把她的丈夫带到太平间。“女儿就这么没了，连句话都没留下……”杨建泣不成声。

在清理女儿的遗物时，杨建找到女儿的一个存折，里面共有1270元钱。“这些都是孩子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说到这里，杨建的眼睛里再次浸满泪水。想女儿了，杨建就把孩子从小到大的相片随身放在包里。让她伤心的是，2012年8月11日，她在买菜时，包被小偷偷走了，女儿生前送给她的价值1480元的手机和相片也遗失了。为了要回照片，杨建去报了警，还登了寻物启事，但寻回失物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女儿离开之后，杨建开始失眠，每天都会梦到死去的女儿，身体每况愈下。而更让杨建担心的则是丈夫郝占胜。郝占胜在女儿死后就患上了抑郁症，每天借酒消愁，需要靠药物维持，20元一颗的药一天一粒，而这钱就是来自他们女儿的15万元赔偿金。“每次去买药，就是我最心痛、最心酸的时候，因为那是用女儿的命换来的钱。”说到这里，杨建开始哽咽，“在这两年中，他接触最多的就是酒，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没出事前，他是单位的骨干，可是自从孩子走了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谁的话也都听不进去。”

杨建和丈夫曾多次去检查，尝试着通过医疗手段培育试管婴儿，但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丈夫因为大量饮酒，没有办法培育试管婴儿。于是，杨建一直想办法收养一个女孩。“原来的就是一个女孩，如果可以收养到女儿的话，觉得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为此，杨建去孤儿院试图领养婴儿，也有不少朋友向他们介绍弃婴或者是别人家超生的孩子。可是，这其中大部分要不是男婴，要不就是身体有些残疾的。“只要我还不到60岁，我就不会放弃收养女婴。”杨建说。

但杨建一家真实的状态远比她自己讲述的要来得复杂。在领养孩子方面，她和丈夫之间一直存在争议，夫妻间经常会因为领养孩子的事情进行激烈的争吵。丈夫并不赞同杨建领养孩子，也不理解她为什么一定要领养孩子。“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一定能够指望得上，何况领养的孩子呢？”丈夫担心，“等我把她养大，我都八十几岁了，她要是不照顾我，我怎么办呢？”

像大多数失独家庭一样，随着孩子的离去，那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变数，白发也爬满了这对夫妻的双鬓。郝占胜曾两次试图自杀，都被妻子拦了下来，“他每天都喊着女儿的名字，有时激动地敞开衣领大叫，一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次又把菜刀架在了脖子上，我撕心裂肺地劝他，‘你死了，我可怎么活’？”

生活也变了。原本三口之家一起逛的商场，夫妇俩再未踏足；原本合家团圆的节日，夫妻俩却逃避亲友，“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饺子、汤圆，原来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但现在从来不吃了”；妻子有时穿起贝贝生前的衣服，也惹来一场无名的口角：“为什么不让我穿，我穿上衣服后，就感觉女儿在我身边一样！”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得个要死又死不掉的慢性病，那才叫遭罪。”郝占胜一辈子就没下过厨房，连微波炉都不会用，“要是我先走了，他简直没法活了。不行，我不能先走。”杨建想了许久，静静地说，“最好是，一起走。”

“孑然一身”的晚年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留在那时光里……”每当走在大街上听到这首歌，69岁的刘建华都会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就让时间停留在儿子还在的日子里吧”。刘建华现在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两居室里，14年前，独生子病故；四年前，结发妻子病故。老刘身体不错，可每天无所事事。

刘建华爱逛超市，独自一个人去，坐着免费的公交车，哪怕跨越半个北京城。手里拿着超市的宣传单，哪怕只是便宜一毛钱。去一趟能转悠大半天，也许没买什么就回来了。在家，老刘就爱玩儿电脑游戏。“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这些年轻人的游戏，他玩儿得很熟。能通关的，早就通了；没通关的，都是卡住了，怎么也过不去。出了新版本，立刻就下载。老刘还有QQ，可就是不知道跟谁聊。

儿子走的时候刚28岁，他曾是老两口的骄傲，大学毕业进入央企，收入不错，也常出国。业务多了，喝酒就多了。伤了肝，突然就去世了。那时，儿子还没结婚，更没有留下下一代。刘建华常念叨，要是儿子活到现在，不说飞黄腾达，也是功成名就。儿子去世时，老刘55岁，老伴53岁，他们已经没法再要孩子了，“过站了”。他们也没打算再领养，那个年纪，已经力不从心，不想再费事了。

独子的离世，对父母的打击可谓灭顶之灾，很多时候，刘建华觉得活着反而比死亡更痛苦，要面对和承受的悲伤更多，走在路上，一个场景或一个声音，都会牵动心里脆弱的神经，购买某样东西时，一个恍惚也会想到这是儿子喜欢的。每隔两三个月，老刘和老伴会去墓地“看看”儿子，哭一场，排解一下心里堆积的思念和疼痛。

刘建华还刻意重新装修了房子，但有些东西是没法“装饰”的。除了读大学，儿子一直都在两人身边，家里到处都有儿子的影子，儿子用过的书桌，喝过水的杯子，总能勾起回忆。有时候一拿起碗来，也会想起当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儿子的手机老刘也一直保持开机的状态，每个月给手机充电、充值，“逢年过节或是儿子祭日，总能收到儿子的同学、好友发来的问候短信。那时候甚至想就这样跟着孩子去算了，活着真的很苦很累。”老刘说。孩子离开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淡，但即便如此，那也像是有人用刀在老刘心里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不能触碰，也不会结痂。

在儿子去世整10年后，老伴也走了。家里就剩刘建华一个人了。从那时候起，刘建华不敢在家中长时间停留，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他总往人多的地方走，此前性格内向的一个人，硬是逼迫自己变得活泼好动，跟着一帮晨练的老哥们四处游玩，傍晚有时间也尽量到广场上看看热闹、跳跳舞。尽管如此，看到跟自己儿子一样穿着的人，或是看到儿子生前上班的地方，刘建华总要伤心难过好一阵子，“回到家，一进门就哭。”

只剩下老刘一个人的两居室，他擦得干干净净。客人来了，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个独居男人的家。他会热情地请客人坐下，给客人泡一壶普洱茶。他喜欢跟人聊天。老刘想买保险，保障晚年的生活，可保险公司听他介绍了情况，就不再理他。家属楼里，老同事们一个又一个地走了。老刘，还是这么孑然一身。

“病了谁来管？死了谁来给我送终？”老刘说，“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二千多一点，现在一般的养老机构，每个月的费用也要三千多，更别说好一点的了。我这种情况根本住不起养老院。”老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且不说现在的养老机构良莠不齐，仅数量和床位都远远不够。

此外，失独老人如果想入住养老机构，都需要与养老机构签订一份入住协议，其中有条款明确规定，老年人需要有担保人签字才可以入住。在实际操作中，签字的担保人一般是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也可以由老人原供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或是社区居委会服务人员来担任。然而，担保人条款却成了刘建华这些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拦路虎”，他们没有直系亲属，一些人单位又早已变更；即便有单位，又有谁愿意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担保；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会时常变更，也无法提供固定的担保人。

老了以后要如何？这成了刘建华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笛妈的期待

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他们想和计生委的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

失独者们表述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而最主要的，是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计生委承诺会在三至四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并且答应建立沟通机制。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

在得到答复后，失独者们离开来访办，回到宾馆，第二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着希望各自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笛妈是6月2日早上到的北京。在亲戚家休整一天后，次日一早，外甥女陪着她去八达岭陵园看了女儿。作为那五名和计生委领导座谈的代表之一，这已是她第四次来京上访，两年前，她就给计生委递交过诉求，但每次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已经递上去了，然后就不再有下文。

笛妈的女儿1983年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2008年5月底，女儿在美国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笛妈说，女儿去世前最常跟她说的话就是：“妈妈，你不要怕，以后家里有我呢……”那年春节，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几个月后，她赶到美国面对的就是冰冷的尸体，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女儿去世一年半以后，笛妈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几乎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之间的所有来往，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

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什么是“必要的帮助”，具体由谁来执行，如何实施，谁是明确的主体呢？2007年，我国又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规定年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为此，不少地方是按最低限执行，在通货膨胀的今天，这个标准可不可以再提高呢？否则，看个感冒都有可能成问题。

重庆一位失独网民写了一份“关于政府应对失独者承担赡养责任的要求”的请愿书给当地计生委：要求国家计生委将失独者的赡养事宜纳入《计生法》；要求重庆市计生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制订和完善政策法规，承担对失独者的赡养责任，解决赡养的相关事宜，建立失独者养老院，对失独者实行医疗关怀，将年满49周岁失独者的医保纳入特病管理；同时建议发放“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优抚证”，各级政府及计生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失独者的日常管理工作。

此外，他还建议相关部门向失独者每人发放一次性生活、精神补偿金5万元；对入住公租房的失独者，其房屋租金按廉租房标准收取；各区（街、镇）计生部门大力支持各小组的失独者的活动，并按每个失独者每人300元/年的活动费标准，于当年一季度一次性支付给各小组。

无论是否采纳这位网友的建议，这都将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事实上，像笛妈这样的家庭在卫生部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中，中国每年新增有7.6万个，50岁以上的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有关专家推算，1975年至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

“希望能有机构关注这一群体，建立档案，并给予一些人文关怀。以后走不动或是生病的时候有人看望一下。同时，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逐渐步入老龄化，养老问题应该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上述专家表示。

“如何帮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真正关乎社会稳定，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2012年7月份，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曾掷地有声地说道，“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对此，我们期待着。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内失独者名字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