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佐良的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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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佐良的翻译观，即文化意识、“神似”、读者至上，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佐良认为译者应当胸怀两种文化，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整体一致，并以读者为先。本文首先对王佐良的翻译观进行试探性的分析，而后说明他是如何运用其翻译思想来成功翻译《一朵红红的玫瑰》的。他的译文完美地结合了以上三个方面，展示了他高超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文化意识 神似 读者至上

王佐良,浙江上虞县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秋,赴英国牛津大学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在该校工作直至1995年逝世｡

王佐良一生著作、译作丰富。一方面，他对文学研究抱有罕见的热情。“他的著作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亲切动人。”（李赋宁 1996: 4）王佐良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对英国文学史（包括诗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等）的研究和撰著。著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照澜集》，《风格和风格的背后》等。另一方面，王佐良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翻译研究与实践，并自谦为“一个业余翻译者”。他的译作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等。王佐良的翻译观触及了现代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如文化、社会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读者反应，以及不同译本的功能等，其翻译主张主要体现在《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本文先试图分析他在此书中流露的翻译思想，然后阐述他如何将其翻译思想成功用于《一朵红红的玫瑰》的翻译实践。

1. 王佐良的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西方译学突飞猛进。奈达对等理论的盛行尤为典型。有鉴于此，王佐良呼吁我们既要吸取外来翻译理论精华，也要继承发扬我们传统的翻译观。他是首批将语言学引进翻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翻译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它们的相互影响遵循了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

1.1 胸怀两种文化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王佐良 1984:18)究其原因，王佐良认为译者如果不了解语言所处的文化，就无法理解原文。“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不论怎么难的原文，总有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王佐良 1984:18-19)翻译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 1984:19)

王佐良曾译过彭斯的John Anderson， My Jo，诗的第一部分是

John Anderson， my jo，John，

When we were first acquent;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

Your bonie brow was brent;

But now your brow is beld， John，

Your locks are like the snaw;

But blessings on your frosty pow，

John Anderson， my jo.

（摘自）

第三行中，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粱遇春译为“你的头发黑得象乌鸦”(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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