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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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周期性波动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和常态现象，但可通过合理的方式和举措加以防范和化解，可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破坏力。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直接诱发危机的原因较复杂，但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已成为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虽较好地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和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但一定程度上潜伏着产生当代世界面临的以“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为了有效防范或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需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不断创新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增长驱动力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等。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路径；经济周期性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0.3

经济运行一般具有周期性特征，而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联系，并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基本特点，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1]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制度、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理论的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通常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地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较好地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和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暴露出日趋突出的矛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显现，并潜伏着发生严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为了有效防范或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需加快和有序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一、以国外经济发展模式缺陷为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虽然危机实质仍是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背离，表现虽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成为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显著特征。[2]尽管诱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经济周期中的“滞涨”问题、“泡沫经济”问题，还是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都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使然。

西方国家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相对繁荣后，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滞涨”问题。“滞涨”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并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周期的顽症。而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同二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依赖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为缓和或避免再度跌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纷纷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及政策主张，通过“增税增支”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人为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措施的实施虽暂时缓解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并带来了经济的相对繁荣景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需求规模大幅度提高的表象，不断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产品供给，导致被掩盖的生产过剩问题不断积累。与此同时，政府长期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还造成物价上升的压力不断超过生产过剩引起的物价下跌压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加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因素影响，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时期。

20世纪70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从“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医治“滞涨”药方。这些国家为适应减税和“借债增支”的政策需要，逐步采取和推行凭借其强大金融体系，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其中，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为典型。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直接推动了股市、债市、房市的繁荣，其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内需的增长。这种情况导致投机日盛，并由此促进股市、债市、房市的进一步膨胀，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结果，实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虚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则越来越高，并日益偏离实体经济，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所渭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3]追求货币财富利益驱动，加上放松监管，其必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严重泡沫化。经济泡沫膨胀发展到极限就不可避免地破灭，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泡沫破灭的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有现象。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看，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大部分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迟迟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典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同这些国家采取的以政府主导经济赶超和盲目推行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拉美国家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积极推行超过工业化承载能力的“超前”城市化战略，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病等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接受和积极推行以“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超越财政限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福利政策，结果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官员腐败猖獗和社会矛盾激化，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滑坡，陷入了“拉美陷阱”，也是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二、 牢固树立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理念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更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如果只注重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忽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引起经济波动，从而拖累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也是二战后出现“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沿袭的基本上是粗放型的数量规模扩张发展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甚至盲目崇拜GDP。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3-2007年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以上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达到60483亿美元，人均4260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肉类、谷物、水果、棉花等农产品产量，以及钢铁、化肥、棉布、煤炭、水泥、汽车等工业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数量规模的长期高速扩张，为中国提升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和形象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一定程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有效性和时代价值，[4]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也积累和潜伏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渐积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长期低下，一些民生指标趋于恶化，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收入最高10%和收入最低10%的人群收入差距从1988年7. 3倍增至2007年23倍；新世纪以来的基尼系数也一直维持在0.4警界线以上。[5]近年来，普通百姓“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以及就业难和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几乎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且正在演化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滞涨”、“经济泡沫”、“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波动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理念应当由长期过分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及时地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推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合理调整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但超越经济持续发展承受力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势必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压力，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和质量；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粗放式”增长速度，还势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影响和制约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淡化GDP崇拜，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理性，着力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二）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涉及经济增长成本、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矛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环境条件，实现人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不断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坚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更好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三）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最高目标

未来的发展需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就业优先、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为此，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问题已成为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为突出的民生问题，迫切需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投资力度，解决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尽最大努力满足人们上得了学、看得了病、住得上房等基本民生要求。

三、刻不容缓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型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不仅会导致一国经济极容易受制于他国贸易政策和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会使经济增长付出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后劲。这也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致使出口型企业职工长期处于低工资水平，并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水平，而且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3%，是全球化龙头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6]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不仅反映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同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且意味着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极容易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比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由于外需锐减造成中国约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还过度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耗。依靠大量资源和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属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不仅经常性地诱发一系列所谓经济“过热”现象，而且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加速我国资源枯竭速度，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瓶颈和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铁、煤炭、铜等资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等资源第二消费大国。中国还是世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国家，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供求矛盾，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还带来了日趋严重的内需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产能的不断扩大，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未来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摩擦势必会加大。同时，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和国内外资源存量的减少，过度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将更加突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向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坚持走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依靠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导致资源消耗量剧增，并陷入产能过剩及国际分工低端化的不利局面。因此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结构，从而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和善于消费。

（二）坚持走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和发展，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相同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获得不同经济增长率，而技术进步和要素质量的提高是影响生产率决定性因素。新增长理论还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增长独立要素，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会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可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解决外需规模和资源投入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而且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努力构建推动创新、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及作用边界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较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引发经济波动。

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和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其必然结果，就是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往往同政府主导作用的状况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本十分短缺、产品非常匮乏、技术相当落后和市场极度发育不良的现状，采用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并把行政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不仅有助于集中有限资源办急事和做大事，而且有助于加快推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改革进程，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经济总量，以及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浪费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水、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长期由政府人为决定，由于未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导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造成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稀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投资冲动，由于没有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不仅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由于缺乏对能耗、排放等行为规制，加上没有及时建立节约使用资源、资源再生利用等激励机制，实际上对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现象起到了鼓励作用，导致过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求矛盾不断加剧。因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范资源供求矛盾激化引发严重的经济波动问题，有必要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盲目地削弱政府职能作用，也不是盲目地夸大市场机制作用，而是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各自都存在着明显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因而需要相应地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进位”、“退位”和“正位”进行合理矫正，通过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使政府和市场回到各自应该发挥作用的位子上，[7]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有效解决二战后许多国家因市场或政府失效而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更好地防范经济的大起大落。

（一）解决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越位”问题和市场“缺位”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退位”和市场的有效“进位”来解决。政府需把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方交给市场，以便既克服和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又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中，重点是改革和完善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项让位于市场机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致。因而，推动政府有效“退位”，就成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化组合，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二）解决政府“缺位”和增进市场功能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 “缺位”问题，以及由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而导致市场机制有效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问题，客观上需要同政府的“补位”来解决。通过政府的“补位”，防止由政府管理的领域和事项出现“真空”，能够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和互动作用，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努力做市场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各自“错位”问题

针对当前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错位”问题，需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正位”来解决，以有效防止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合理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问题。比如，现实中由于不同政府职能部门未能摆正自身位置，出现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致使有利事情相互争夺和无利事情相互推诿现象层出不穷，政府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主要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用好宏观管理手段。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需消除价格管理、进入管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政府歧视，努力克服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公问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应主要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法律手段，适度使用计划手段，但需慎用行政手段。

参考文献：

[1] 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与演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2] 杜人淮．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及其内在机理[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2）.

[3] [日]三木谷良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崩溃与金融改革[J]．金融研究，1998，（6）.

[4] 钮维敢，蔡瑞艳．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视角进展述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5）.

[5] 张卓元．中国经济需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转为注重质量效益[J]．中国流通经济，2010，（5）.

[6] 丛亚平．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路径――缩小贫富差距[J]．领导文萃，2010，（4）.

[7] 杜人淮．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有效组合及制约因素[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4）.

杜人淮，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JL007）“近代以来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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