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愿景的“丰满”抵不住现实的“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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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作为一个顽疾，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无数人在谈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将继续被人们谈论。

至于出现越减越重或者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这说明减负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问题。那么，减负的症结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在说到职业教育时的一番话倒是有一定的启发。他说，各级官员讲话时，无不强调职教的重要性：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职教；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职教；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职教。“可是，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

减负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此，从教育部到学校领导，任何人在大会小会上谈起减负时，都会声泪俱下地倾诉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带来的种种危害，信誓旦旦地强调要如何如何贯彻文件精神，切切实实地给学生减负。但在现实中，除了有权有势有特权的人物外，谁会冒然给自己的孩子减负，谁会面对激烈的中考、高考不让孩子搞题海战，谁会看到孩子的分数排到最后一名时毫不在意呢？

就连市长、县长、局长等认识到职业教育有利国利民的重要性的人都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职业学校，那么，那些没有认识到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平民百姓们怎么会送孩子到职业学校呢？这种荒唐的悖论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现实太“骨感”，减负美好的愿景就像市长、县长们在会议上强调的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一样，只能在大会小会上说说，一遇到“骨感”的现实，这些理直气壮的说教就变得不堪一击甚至成为反讽——“己所不欲，先施于人”，说得头头是道的人都是想让别人去做，让别人作出牺牲。

减负之所以难以实施，就是因为现实的评价机制让每个人都难以承受付出代价之重，学生、家长、教师、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地方政府都不敢冒然“减负”而让自己付出代价。

因此，在高考的大指挥棒下，在评价机制没有重大改革之前，减负要走的路还很长。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评价机制下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评价机制并不仅仅与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有关，也并不仅仅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有关，它已深入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最为关键的是，它已与每个人的前途——上什么学、拿什么文凭、从事什么职业甚至一生的命运紧密相关，在这样的利益面前，谁会冒然“减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