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寻踪 三任主帅的坚守与一位奇女的“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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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以西南的一根独木凝聚36年的人心，这不仅是伟大的战术，更是伟大的情操，在整个军事史上再难找出第二个例子。今天我们游访钓鱼城，只看得到它那看得见的伟大，而它真正的伟大却藏在每一处断壁残垣的后边，藏在那盘桓于每一棵荒草尖上的萧瑟秋风声中，藏在那些历经艰难而依旧挺立的刚强灵魂里。

王坚：神佛遮掩不住的记功碑

在合川钓鱼城三面临江的茫茫烟水中可以遇见王坚记功碑，碑高和长都在五六米左右，可谓是大，只是不甚规则。它立在钓鱼山西岩半坡的悬崖绝壁旁，石头前方被凿为平面，平面四周镌刻有放射状花纹。平面中间是一尊高3.7米、宽2.4米的“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左侧有3尊小佛，右边有2尊小佛。若是秋天来此，有几点红叶轻飘飘地落在它的脚下，自有一种沧桑历尽的美。

王坚是钓鱼城的第一任军事主官，他最重要功绩便是创建了钓鱼城的山城防御体系——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钓鱼城上，在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同时在钓鱼城里分筑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王坚也依托此城，将蒙元大汗炮毙于城外脑顶坪，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军事奇迹。

在“千手观音”神龛两侧，残存着一些可读的文字：“汉……跨开达……逆丑元主。王公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据专家考证，上述残文中的“逆丑元主”指的是率部攻打钓鱼城的元宪宗“蒙哥可汗”，“王公坚”指的是率领钓鱼城军民守城抗战并击毙“蒙哥可汗”的主将王坚。文字褒扬了王坚“以钓鱼城一柱”“支撑了南宋半壁河山”。

王坚记功碑刻于何时？碑的上面为何会刻上“千手观音”？据有关史料记载，该碑大约刻于王坚继任者张珏离开钓鱼城前的1272年至1276年之间，是张珏为纪念王坚的战功而镌刻的。元军占领钓鱼城后，因王坚记功碑歌颂的是击毙元宪宗“蒙哥可汗”的指挥官，且有“逆丑元主”等侮辱性文字，元军遂令工匠开凿“千手观音”取而代之。而开凿“千手观音”的工匠却有感于王坚的忠勇与功绩，有意留下了上述重要的字眼。在元修宋史中，王坚的名头自然是被百般避讳，无处提及，但所幸，他的名字并没有被人忘记。

张珏：没有建成的皇宫

宋亡之后，受命编修宋史的脱脱一度很彷徨。他不知道，在整个天下还只有钓鱼城孤守宋帜的时候，城里的那座简陋的皇宫在历史上究竟算不算宋朝皇祚（帝统）的合法延续——或者换个简单的问法：宋朝在那个时候究竟灭亡了没有？

而这一座持续困扰着元人的皇宫，便正是由王坚的继任者张珏所筑。张珏曾是王坚的副帅，以悍勇著称，上任伊始便主动出击，在元人的重重包围中收复了泸州、大良平（广安）等城，但随即又迅速战略收缩，全军退回钓鱼城内，修起了皇宫。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怪的决定，连守城的兵力都已经捉襟见肘，无论军民都早已经心力交瘁，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还要大兴土木地修什么皇宫，省下那些木料来制作箭矢多好，省下那些人工来修补工事多好！

当时，南宋的都城杭州已被攻破，皇帝被俘，亲王出走，大宋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小小的钓鱼城所面临的便不再是“怎么守”的问题，而是“还该不该守”的新问题。守将张珏此时迎战的头等大敌忽然从蒙元大军变成了前日还在并肩作战的同胞。

楚汉相争时，项羽死于垓下，刘邦迅速扫荡天下残局。没有人还想和刘邦交战，一概开城投降了事，只有鲁地固守不屈，儒生们仍在城中讲礼奏乐。刘邦没有想到，反而是这个“知识分子大本营”才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刘邦没有硬攻，而是派人挑着项羽的人头遍示守城者。张珏知道这个故事，知道鲁人在亲眼目睹了项羽的头颅之后终于开城投降。他将来还会知道，忽必烈也会如法炮制，押着投降了的大宋皇帝，派他向文天祥劝降。

张珏要明明白白地告诉钓鱼城里所有的人，皇帝可以换，但皇祚并没有断，这是每个宋人都有责任去生死守卫的东西，是华夏传统、儒家文明的精神制高点。所以他一定要修建一座皇宫，取代杭州城里的那座皇宫，这已不是一个工程，而是一个精神符号，是他凝聚人心的“德”；而且必须让每个人都来参与这项工程，让每个人都亲手亲脚地感觉到这个精神符号的存在，并且通过血与汗把自己和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宋人必须要坚守的，自然也是蒙元必须要捣毁的。这对于今天的游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人们循着复原图，在插旗山上、午朝门北寻找那座皇宫的时候，却只能看见断壁残垣和荒草垄头了，甚至一些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的当地人也说不清皇宫的具置。偶遇三两老农，自信地指出皇宫的分布位置，也无从考证是否真如他们所言。

皇宫已经湮没在岁月的潮水之下，不过这样也好，钓鱼城皇宫的神话也许只应该存在于史册和传说里，因为只有史册和传说，而不是任何实存的地理，才配得上它那独有的精神厚度。

守将张珏，在得知都城陷落，皇帝投降，两王逃走后的消息后，没有放弃最后的西南根据地，而是一面派人出去寻访二王，一边派人在钓鱼城修建皇宫，准备迎接二王归来，据守重庆，以图东山再起——实在很佩服这样的将领！其顽强的意志和精神在乱世之中犹如定海神针，无愧独钓中原。

王立与飞檐洞

飞檐洞是钓鱼城的暗道出口。它原本是山顶石岩的一道裂缝，钓鱼城军民建城时在上面筑以城垣和跑马道，故而形成了一个幽深的、巨石夹峙的石洞。过去，洞中昏暗，檐鼠（即蝙蝠）成群，当地人习以“飞檐洞”称之。

飞檐洞出口在城墙外峭壁中部，其地怪石峥嵘，下临悬崖，草木繁茂，十分隐蔽。若从该洞口出城，需用绳索坠下，故有“可出而不可入”之说。有史料记载，开庆元年（1259年）4月22日深夜，蒙古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先锋将汪德臣率领精锐，乘机夜雨初停之时偷袭钓鱼城护国门，守将王坚遣一队死士从飞檐洞潜出，对偷袭的蒙古军实施两面夹击，取得了胜利。这群死士的统领，便是日后钓鱼城的第三任主帅，王立。

不过，相对于这次绝地偷袭而言，王立的另一次行动虽不那么知名，却更为意义重大。在张珏收复泸州、大良平的战役之前，王立便已率他的“特别行动队”潜入泸州，在攻城之际这群“特工队”袭击了泸州守将熊耳的府邸，斩杀熊耳并俘获了熊耳的家眷，这其中，便包括熊耳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