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禾糯品系命名与分类的语言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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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系作者多年开展山地民族农业认知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根据2007年在贵州黎平黄岗村等侗寨调研糯稻命名和分类系统过程中获得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语言人类学和农业生物认知的角度对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名称及其分类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旨在透视侗族关于香禾糯遗传资源的语言命名分类系统在侗族农业认知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侗族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结构化”关系。

关键词：侗族；香禾糯品系； 农业遗传资源； 命名制度； 分类系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1-08

命名与分类是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事物的重要切入点。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将原始分类视为人类认知的源头和普世基础。如他们所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布鲁席（S. B. Brush）在《农夫的功德》一书前言中指出：“对于人类学者或体验异文化的旅行家而言，作物多样性就象是不同生命的护照。作物品系的命名与分类开启通向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门，如环境知识，人地之间的联系，与大地抗争的艰辛生计，针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等等。”[2]这一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以往的很多山地民族农业研究正是由于无视当地农民对其本土作物品种的命名和分类系统，而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系统，只能用武断的“科学主义”价值判断和对“他者”的贬斥来掩盖自己对土著农业智慧的无知。为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重新投放到最基础的原点，根据我们2007年实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过程中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等地所获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命名和分类出发探讨侗族的传统农业智慧。

侗族是一个主要栖息于山地近水小坝子地形带的稻作民族，在传统上，其稻作农业以特有糯稻品系——香禾糯为主，在香禾糯品系的命名与分类上创造和传承了一套独特的农业认知系统，从而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髓之一[3]。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在其1969年主编的《认知人类学》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文化，虽然不一定是物质现象，但却都是通过认知对物质现象的组织，即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人类进行分类是认知的需要，世上万物纷杂，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命名和分类使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缩小成为我们能把握的规模[4]3。不过，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其新著《语言人类学》中对泰勒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批评，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命名和分类不仅有文化表达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价值，“知识涉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有意识的组织，它们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可知、可见的实践中去。同时，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再生产或者改造原有结构”[5] 。这一点似乎也很适合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认知案例，因为据初步调查所知，侗族关于本土水稻品系的语言认知系统与其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即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不断的“结构化”过程[6]。因而可以说，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研究，对于认识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的传统低山地水稻农业的深层内涵和实践特点具有特殊的多重意义。

一、香禾糯的历史背景

香禾糯是我国湘黔桂三省毗邻山区的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当地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下选育出来的特有水稻品种，属于民间所说的“大糯”品系[7]，是国内外学界所称的“特种稻”中最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品系之一[8]。全球著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社亚太分社主编石磊（Richard Stone）撰文论及香禾糯时，将其译为“Kam Sweet Rice”（意为侗家香糯稻）[9]，可谓十分准确到位。香禾糯虽然在历史上是侗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近百年来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目前仅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南部方言区还有一定规模种植，而黎平县双江乡的“黄岗”（侗语Wangc Kgangl的音译）寨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坚持大面积种植香禾糯的典型侗寨，因此我们当年将项目点选在这里。

香禾糯历史起源的具体年代已难以追溯，但侗族稻作源远流长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侗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这已被史学界所公认。而百越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集团之一，这也是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或同意的观点，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语言材料对文化起源、传播和演进的研究，解决文化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以侗台语材料为证据，结合野生稻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推测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011]，而侗族的历史分布区则正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等著作，结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的澳泰语假说，在全方位地收集壮侗语族有关稻作的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古音构拟，进一步证明了“壮侗语诸族的先民百越最早种植水稻”并形成“‘饭稻羹鱼’稻作文化”等历史问题，考证侗台—南岛语先民古越人最早发展稻作文化，年代应当在6000年以前 [1213] 。

但是，包括侗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早期稻作文化中的稻种是什么？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定论，有旱稻说、粳稻说、籼稻说、籼粳未分化稻种说、糯稻说等，不一而足。我国农史学家游修龄考证说，百越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14]，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糯稻是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大陆历史上的主打水稻品种[15]，他们都相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一个“糯稻文化圈”。从民族历史地理分布上看，侗族属于这个“糯稻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其糯稻农业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显然与此一脉相承。侗族南部方言区各地流传的族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当中都有关于其先民在糯稻种植方面的叙事。如流传在从江县往洞乡的《九洞祖宗迁徙歌》唱到 “祖宗原来那地方，田地都在高山上，六月天干土变白，就像晒干的构纸一个样。构纸晒干不会裂，田地干裂陷得下牛羊”。因缺水灌溉才离开祖源地，来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云贵高原边，定居发现“祖公选的地方是银地金坡，家家户户鱼米多。田里的糯禾多得发了霉，地里种出的棉花织布无处搁……”再如流传在黎平县中潮镇佳所一带的《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子上》同样描述到原祖居地“田在上，水在下”，由于当时没掌握提水灌溉技术，“田中常遭旱”，才举族从“江西”搬到黎平佳所一带，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有田塘”便定居下来，果真“这里适宜种糯稻，从此侗寨白米替杂粮” [16] 。 这些口承民间史诗将种植糯稻与族群起源联系在一起，世代传唱至今，足可见在侗族的族群记忆中，糯稻历史地位之重。

综上所述，从黄岗村现存和记忆中的25个香禾糯品种命名制度来看，以成熟期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引种地地名命名的品种有7个，占25个品种中的28%；以引种人和保种人人名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有9个，占25个品种中的36%；以生境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品质特征命名的品种有1个，占25个品种中的4%；以收割方式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看来人们还是青睐于性状特征命名法和地名命名法。以地名命名的品种都是外来品种；以人名命名的品种，有的是当地固有的，有的则是从外村引进的；其他命名法的品种，反应从外村引种而来的信息不明确，借助对其他侗族村寨的调查材料，似乎这些品种名称在其他侗寨也存在，尤其是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如老牛毛糯、小牛毛糯、杉树皮糯等等，以往在侗族地区曾广泛种植。也就是说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是一种民族性的品种，并且名称几乎统一；而其他方法命名的品种，尤其是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是一种地方性或村寨性的品种，同一品种，在此村称为这，在彼村则称为那，同种异名现象十分突出，这给我们全面、准确调查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数据带来了很大难度。如黄岗村持续、广泛种植的“列珠糯”，在黄岗称为“列珠糯”，在毗邻的自然村—岑秋则称为“黄岗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吴元华副所长曾将该所60年代在侗族地区普查到的200余个香禾糯品种名单拿给我们看，我们当即就发现名单上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不少。这些品种与其它品种是否存在同种异名抑或异种同名？由此看来，我们对于香禾糯品系命名和分类的调查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开端，无论是对其他许多侗寨还是整个侗族地区的香禾糯谱系，都还有待由语言学、人类学和农学工作者共同协作去进一步跨学科的调查和梳理。

三、分析讨论与理论思考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可窥管香禾糯对侗族社会文化深刻影响之一斑。以美国学者罗西（Gail Rossi）的说法，侗族是“一种隐藏在大山里的文明”（a hidden civilization in the mountains）[19] ，而以梯田和混农林的农业文化形貌为基本特征的山地农耕制度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因此要深入了解侗族文化，就必须首先深入分析侗族关于农业的传统认知系统。而侗族对于农作物的命名和分类，则是侗族认知系统的最基本的呈现。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说，“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特点之一，是观察、比较、分析和概括能力的体现”[20] 。

人们怎样给事物命名？这不仅仅是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实践问题，也历来都是认知哲学和分析哲学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人类作为社会的和符号的动物，他们对生命和意义的探寻、对秩序的建构，皆始于命名和分类[21]。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诸子之间的名实之辩。例如，《管子·九守篇》就曾提出过“名生于实”“循名而督矣”“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等著名论断。国际学术界的认知哲学和认知人类学领域中存在着两种命名理论。其一是由弗雷格、罗素等人提出，后来由维特根斯坦、丘奇、塞尔等人加以补充修改的“摹状词命名理论”；其二是由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主张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 [22]。持前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专名和通名在实质上是缩略的或伪装的确定摹状词，命名活动就是在把一组确定摹状词或一组特性与一个名称相关联，也就是说，它取决于命名对象具有这样一组特性。持后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命名活动取决于名称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其所依据的并不是名称的意义，而取决于名称的起源和历史，即与名称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而不取决于被命名对象的偶然特性。丘吉尔之被命名为“丘吉尔”，不是因其本人的种种特性，而且因其父母的命名以及从此别人这样称呼他而建立的历史传递链条。这两种理论相持不下，争论至今未果。这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和认知哲学家内尔森所说的：“今天我们对语言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并没有比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做得更好。在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义学方面，人类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然而，在更为重要的有关名称（names）和被命名的事物（things named）的关系方面，情况却远非如此。”[23]5

那么，侗族香禾糯的命名到底是属于维特根斯坦式的基于语义内涵的摹状词命名模式还是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模式呢？从侗族的香禾糯命名分类实践来看，答案应该是它既是摹状词模式，也是历史因果模式，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将两种理论模式相结合才能发挥整全的解释力。具体地说来，上述香禾糯命名制度中以成熟期、生境特征、性状特征、品质特征、收割方式等作为缘由的命名法，显然就属于摹状词命名模式。而以保育者人名和品种交流来源地的地名等为缘由的命名法则与克里普克所谓“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高度吻合。换言之，只有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好地解释目前香禾糯命名制度的内涵和特征。

侗族的香禾糯命名，从语词构成上看，遵循和反映了侗语的词法规律。例如，与汉语不同，摹状修饰词在核心词干之后，呈倒置状态。每个稻种名称本身虽然是专名（proper name），但从语词成分上看，却是由通名kgoux和摹状修饰词或表明历史因果关系的修饰词构成的。认知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认为，作为人类认知系统中最核心的操作单元之一，专名把它们所指称的事物转变成符号，扩大了人的想像空间，大大方便了社会交际。人们用不着总是通过直接经验认知某事或者某人、某物，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符号或者间接经验来进行认知的[4]7。内尔森也说，“专名以索引的方式表示了它的对象，也就是与对象的一种因果关联”，把语词与世界连接为一体[23]34。因此，一种语言的命名系统也就必然地反映了该语言所表达的世界观。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认知哲学和语言人类学中一个永恒的争议话题。早在19世纪早期德国学者洪堡就指出每种语言其实都有各自的世界观。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萨丕尔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后来经他的弟子沃尔夫发展，形成关于语言相对性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核心内涵就是认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结构，而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习惯，从而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对世界具有不同的感知，产生不同的看法。语言不仅是思维和行为的工具，它同时也强烈制约着思维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