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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从记录者到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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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缺少行动者”,2009年以前,他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调查记者,后来他成了网络名人,再后来他的头衔变成了“免费午餐的发起人”。现在的他依然“混迹”媒体圈,是所在媒体的记者部主任、编委会编委,但基本上没有管记者方面的工作了,现在的他已经“捐给了慈善事业”,从一个记录者变成了一个执行者

“干瞪眼”曾经是湖南汉子邓飞最喜欢玩的休闲游戏,但自从涉足公益领域,他便再无闲暇,继“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后,儿童的“大病医保”又成为他的新事业。

2009年8月微博上线,邓飞应友人之邀注册了微博账号,当时连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他将在这个新兴的互联网产品上引发起波澜壮阔的微博运动。“女厕攻防战”帮助钟家姐妹,“微博打拐”找到失踪的孩子,“免费午餐”帮助贫穷的孩子……

做调查记者,啃硬骨头,一度被邓飞视为终身职业。十年间,他写下100多篇调查报道,三峡移民,南中国贩童链,周庄肺病……“直到我发现,十年前我报道过的事情,今天仍在不断发生。”邓飞的想法变了,与其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不如通过行动去谋求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看到了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极度缺乏营养的午餐。2011年3月,邓飞带着他的微博开始了一场社会运动——呼吁为贫困山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帮助孩子们免于饥饿。这项“免费午餐”的运动最终推动了国家的政策: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中首要的一项措施是: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约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免费午餐”成为了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

邓飞说自己其实是一个从来不下厨的男人,结果却成了几万名儿童的爱心大厨。免费午餐解决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饥饿问题,还能够通过与外界的联系,能够帮助孩子的家庭增长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这个孩子的顺利成长。邓飞说:“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对乡村一个全面的帮助。”

从此,在人们的眼中,他不再是著名的调查记者,而是“网络名人”、“公益人士”。

从做记者到做公益,他说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改变。十年调查记者生涯帮他锻炼了吃苦耐劳的能力和洞察世事的本领。

从批评者到执行者,邓飞说,以前作为监督者是批评人家的,是动嘴巴,动脑子的,现在我们去动手,去做执行,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力,需要我们更强,更全面,更细腻,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面的改变和提高。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由一个说话的人变成一个做事的人。对于个人来讲最大的压力就是怎么样实现一个转型,适应和做好一个新的角色。

以前做调查记者,每年在家待的时间寥寥可数;现在做公益,时间更是紧张,从微博打拐再到没有终点的免费午餐计划,邓飞忙得连陪伴宝贝女儿的机会都成为奢侈品,但换来了全社会对困难儿童生活问题的重新审视。

现在的邓飞又在准备第三个儿童福利项目: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人们问他,为什么每次关注的都是孩子,他说,因为“每个孩子都和熊猫一样珍贵”。

2009年,退伍军人彭高峰寻子彭文乐的事件迅速在网上传播。此时微博在中国初露头角,邓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之后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再发一遍。最终小彭文乐在网友的帮助下回到了彭高峰的身边。“这一次微博打拐寻童,我们赢了。”那一刻全程陪伴彭高峰寻子的邓飞哭了。自此,微博打拐成了邓飞生活中关注的主要命题之一。

有人说,邓飞等公益人士开创了中国民间公益的新模式,但中国公益界的成熟需要多长时间,邓飞也不清楚。“我相信全民公益到专业公益这么一个转变,不会太长,关键是看我们准备得充不充分,足不足够。然后我们注意到总理对民间公益非常鼓舞和支持,他是鼓励我们企业、个人、家庭,各种力量都来参与,来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广东书记更是提出来只要民间接得住,我们都可以去做。我觉得中国公益界的春天已经开始来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能不能接得住,管得好,这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但他感到了公益给他带来的影响。“以前更多是去批评,更多时候还是抑制不住自己愤怒的情绪,但是做公益的话,它更多要集合政治之力,是公众的力量完成公众的利益,需要更加妥协、包容、合作、合力,对我以前形成的一些习惯是有冲击的。比以前单纯做记者的时候,应该考虑得更加周密,更加柔软,也更加注意方法和方式。”

邓飞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最珍惜的财富是诚信,是诚实。做报道的时候,我们客观公平,不歪曲,不夸张,实事求是记录;在做公益的时候我们要诚实,我们不能贪污捐款人的钱,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诚实的去告诉大家,有错我们就会说出来,我们去改正,也是一种诚实。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是邓飞联合他人发起的第三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采用公益基金与保险公司、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目标是为中国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6-16岁的儿童。基金会缴纳75元的保费,就能在新农合范围之外获得一份保额为20万的大病保险,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份保险:不限病种,甚至会面向已患病的患儿。“病发得治,重病得医”。

之所以能有如此实践,这或许和邓飞的经历密不可分,2003年,邓飞转战《凤凰周刊》。这份名为香港媒体的杂志和国家有一种“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并非冷漠,而是一种跳出情绪与喧嚣之外的冷静与理性。

这份冷静和理性,被邓飞运用到公益实践中,“在这些年里,我发现完全靠新闻来推动或促进事情的解决已经越来越难了。某些机制已经越来越固化,光靠调查报道、批评报道已经影响不了他们了。微博的出现能让我可以不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我可以直接行动,可以直接动员和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行动起来,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而缺少行动者。现在,我把建设性的监督变为建设性的建设,结果证明,这样效果更好。”邓飞说。

但尽管现在有些人说他已经不是记者了,是慈善名人,邓飞却丝毫没有动摇自己人生的坐标,“我还是一个记者,希望用自己笔下文字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回答问题时的邓飞会将自己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说起话来,语速不算太快,带有较浓的湖南口音,但由于说起话来声情并茂,给人留下的印象较深,说到气愤处他还会说上几句脏话。

在邓飞的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国家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珍惜的,谁也无法说清,是邓飞成就了微博的社会效用,还是微博完成了邓飞为孩子谋福的心愿。

这个曾经以揭黑为己任的调查记者,在公益领域饱受争议的时刻义无反顾地钻了进去。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再到“大病医保”,他逐渐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为了孩子,他从一个记录者,变成了一个践行者。责任编辑/幻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