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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流……这些影像为我们支撑起了以下一组数据:截至2009年,全区城镇人口达288.22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达323平方公里,城市化率达46.1%,位居西部城市前列。而在西部大开发伊始的2000年,宁夏城镇人口仅180.38万人,城市化率仅32.5%,除银川市外,其他市、县的城市建成区都不足10平方公里。
“银川这些年的变化可真是大啊,1986年的时候,我住在老北环一带,感觉和郊区一样,现在找不到一点儿之前的影子了。”当陈保良说这话时,眼睛不由得向车窗外看去。现年49岁的陈保良原先是银川市大新镇新渠村的一个普通农民,说起自己的名字,他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国家刚刚告别‘三年自然灾害’,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保良’,其实就是‘保障粮食’的意思。”
谈起以前自己家里的居住条件,陈保良皱了皱眉头,说道:“1985年之前,我和父母住在一起,那时家里地上铺的是砖头,墙是土墙,阴冷潮湿,算上厨房才只有7间小小的平房,我们家弟兄5个,只有一个妹妹。父母住一间、兄弟5人挤在一间、妹妹一间。1985年年底,我因为结婚才从家里搬了出来,租房住,还是平房。”
1986年,陈保良开始在新华街卖水果,每天300元左右的营业额中,利润能有10%。省吃俭用的他,干了不到一年,就有了6000元的存款。“这6000元的存款来得真是不容易啊!那时我每天都要从贺兰山路骑着三轮车到新华街。当时的贺兰山路还是用炉渣铺的,晚上整条路上就我一个人,黑漆漆的,特别难走。遇到雨雪天气,就只能窝在家里了。现在的贺兰山路多好,和那时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1993年,陈保良做起了水果批发生意,他还在北环市场附近买下了一套在六楼的住宅,价值3万元。“当时住进这套房子时,特别自豪!终于住上了楼房,还入了城市户口,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可以在城里上学了,总算是在城里落下了脚。和城里人接触多了,不但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多变化,就连思想觉悟也渐渐开始转变。可以这么说,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近20年,我自己的眼界也更宽了,同时还教会了我如何在城市里生存。”
进入新世纪,陈保良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当向我讲述这10年里的变化时,陈保良的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住了一段时间的楼房,总觉得6楼的楼层高不方便。2000年的时候,手头稍微宽裕些,我就买了4分5厘地,在这块地上建起了自己的二层小洋楼,总共有20多间呢,除了自己家人住,剩下的我还租给别人。就我个人而言,算是提前进入小康社会了。因为是自己盖的房子,所以开间都比较大,之前定做的家具摆在里面总显得格格不入,正好那时候流行实木家具,我便将家具里里外外换了个遍。可没住多久,我就有点后悔了,冬天的时候,自己要烧锅炉,这么多间房子,每天烧一次锅炉就把我累得够呛,长此下去还怎么了得。让我没想到的是,2008年正好赶上政府拆迁,还补给我们楼房,可把我乐坏了。2009年6月份,我的3套楼房陆续分了下来,其中一套在一楼,还自带一个小花园,就是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再次住进楼房,算是称了心意了,住了一年多,说心里话,还是楼房好啊!”
和陈保良聊了近一个小时,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坐坐。先后搬了5次家的陈保良谈起第二次搬进楼房时的心情,发起了感慨:“以前住房子,压根没有装修的概念,墙一粉刷,家当摆好就住进去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再住进楼房怎么也要装修一下,我当时还在网上找了好多设计图,最后弄成了现在的样子。为配合这房子的风格,我又把家具换了一次,这套房子装修下来,花了十几万呢。”崭新的液晶电视、漂亮的柜式空调,清一色的实木门和衣柜,整套住宅看起来亮丽统一,充满现代气息。来到他家的小花园儿,陈保良指了指门前的一小块空地,告诉我:“夏天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还经常在这吃烧烤、喝冰镇啤酒,日子过得真舒坦。”
10年来,随着大银川城市化进程加快,征地、拆迁使9万多名失地农民离开村庄,融入城市。陈保良作为其中的一员,切身体会到了银川市针对失地农民采取以房换房、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建设使很多和陈保良一样的失地农民,住进了楼房,领取了征地补偿款。与此同时,很多农民房屋补偿少则1套,多则5套以上。相关部门还为6000多户失地农民办理了房产证及相关手续;给符合条件的9974名失地农民办理了养老保险,使他们可以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采访的最后,陈保良对以后的好日子充满信心:“国家的‘十二五’规划马上就要展开了,一定会有更多的惠民政策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现在住的房子虽然好,但以后如果条件允许还要换一套呢!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发展得这么快,谁能知道以后的房子又是个什么样,肯定是越来越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