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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我在四环路的中间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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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最近很忙。11月7日,他刚从古巴首都哈瓦那国家美术馆参展回来,“玩票”了一把当代艺术,采访当天又去参加方力钧孩子的百日酒,喝大酒到凌晨4点,工作和交际都不落下。“你知道的,喝酒对于我是奢侈,在‘北京东村’时,我喝最便宜的燕京啤酒和二锅头,常常醉倒,但庆幸的是,到现在我也不是酒鬼。”

他不是一个按规则出牌的人,喜欢制定一套自己的游戏方式。他首先认为自己是当代艺术家,其次是音乐人。在感叹这17年来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很多奇迹他都坦言想不明白,只是知道“做一件别人都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有很多的可能会发生”。

左小祖咒的新工作室搬到了京郊的一处大园子里。一个投资商投资,把这个有人工湖、绿荫小道、豢养马驹的园子借给了几位艺术家居住,也可以举办艺术展。左小祖咒就住在靠近人工湖的一栋独立别墅里,墙壁上挂着东村艺术家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和曾经作为唱片封面的《我的路》。一个人住在里面,难免显得有些空荡。

我们那时是真正的穷光蛋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回忆“北京东村”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流浪艺术家,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成帮结伙地居住下来,被称为圆明园画家村。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同时也屡遭警察的驱赶和抓捕。所以另一拨艺术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聚集起来,在离这个豪华酒店东面的一公里处,就是没有开发的农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就在这些毫不起眼的破房子里。却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格局的雏形。近些年,马六明、朱其、张洹、左小祖咒、荣荣、苍鑫等著名艺术家的名字也遍布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展。

“我正好是在四环路中间睡过。”左小祖咒是“北京东村”的最初居民。那时的四环路还没有开发,之所以取名为“北京东村”是对应格林威治的“纽约东村”,村子又刚好在北京东边。但真正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大多数艺术家离开之后,它又叫回了原来的地名――大山庄、四路居、莘居。

1993年,左小祖咒带着对上海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习惯,来到了北京,令他念念不忘的那个时期正是他最艰辛的一段日子。“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艺术家的成就理所当然,他们永远没有我们的挣扎、绝望和痛楚。”1994年,从“纽约东村”回来的艾未未曾经描述过左小祖咒的家:“他有一个独院,可是一推门,我就撞到墙了。”事实上,艾未未说的那个独院只是邻居主房多出来的一块地。在冬季的很多个夜晚,住在单薄又漏风的房子里,他们冻得无法入睡,只好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画家谈创作来源,摇滚乐手聊音乐背景,“实在冷得不行便在屋里烧煤炉,可是掺了土的假煤总是在夜里两三点熄灭。再加上我很不擅长干烧煤的活,充满危险,总会觉得自己啥事没做,就会煤气中毒,死掉了”。即使房租不到200元,他们依-旧为钱和出路而着急。“我们那时是真正的穷光蛋。”左小祖咒使劲地把双臂紧缩了一下。

男人不适合唱歌

已经去过国内外很多城市的左小祖咒,最喜欢的城市还是北京。“它包容、直接、神秘。”17年过去,很多在“北京东村”的好友基本上都没有再联系了有的改行后就消失了。“只有我和老艾交往比较多,人么,就是这样‘件事。”但终究是“出名了”。左小祖咒的作品一直被大众认为是不在调上的音乐,却没有影响到他在音乐圈被人欣赏。所有的唱片,最低价格为150元,最高500元,每次发行3000张左右,全部是没有销售模式地被卖完。今天张悬称左小祖咒为自己的偶像,明天陈升就邀请他到青岛去看演唱会。“最近北美要出版我的精选专辑,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乐队想翻唱《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他们寄给我DVD,唱得比我好。”

对于更被众人所接受的同行,左小祖咒的心态丝毫没有自己音乐上的“怪”。“比如有私交的汪峰、刘索拉都是音乐学院毕业,一定是用比较‘正’的方式做音乐,即使再‘实验’,还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学院派的框架,多少在曲风上会有影响。但中国主流音乐、摇滚乐应该多一点像汪峰这样多元化的。”

左小祖咒很感谢互联网对音乐的传播及影响。“如果唱片业景气的话,音乐人的工业化生产就是一个旺盛的形态,唱片业不景气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不断积极做的心态。互联网就帮我很大忙,不能患得患失。因为你不可能又想主流,又想得到学术界认可。”

聊起自己的新专辑《大事》,他说:叫每首歌我全唱在调上了但朋友说还是很怪。我就是怪到骨子里了。而且,我认为男人基本上是不适合唱歌的,音乐再硬也是柔的,永远没有女人唱得好听。”

(文/曾宪楠 图 赵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