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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西望湖北,东引江浙,素有“吴头楚尾”之称。早在中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现存的丁家冲遗址、鲁王墩遗址、朱家墩遗址,就是烙在桐城大地上远古文明的钤印。夏商时期,桐城属扬州之域,周时“因地宜桐”而名桐国,汉时改称“有桐乡”。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同安县为桐城县,此为桐城得名之始。桐国―桐乡―桐城,一脉相承,已历2500余年。桐城文化的长河源远流长,上古时期民风激越昂扬,中古以后渐趋平和淳质,明清时迎来文化领域的全面兴盛。今天,当我们谈到桐城文化,取其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学术理论、文化艺术,还包括宗法信仰、精神伦理、风俗民情、文献著作、社会经济、历史人物,等等。
桐城设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华内敛,抱朴守拙,其间虽有曹松以诗显名于唐,李公麟以画著称于宋,但个人风采难以掩盖桐城文化的整体寂寞。明代以降,桐城人文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作家诗人接踵而出。至清代康熙年间,以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古文作家,开创了体系庞大、理论完备、著述宏丰的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与清朝国运相始终,归附作家1200余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桐城作为以程朱理学为导向的儒家正统文化的综合载体,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文化影响力。
自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开启影响南北诸省的桐城学派,至清嘉(庆)道(光)之际,桐城遂成为阐扬程朱理学的中心,而桐城派的横空出世,将桐城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桐城文化之所以在明嘉靖以后勃兴并在随后的几百年间长盛不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已故史学家李则纲先生在所著《安徽历史述要》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一是明初建都南京,重视开科取士,桐城地属畿内,易得风气之先。其后明王朝虽迁都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条件基本未改,故桐城以科第起家者层出不穷。二是桐城各族大都是元明之际由江西和徽州等地迁来的移民,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到明代中叶,生活日趋优裕,文化自易发展。三是桐城东乡滨湖通江,为潜、怀、舒、六漕米集运之地,商业兴旺,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四是明中后期,朝败,有识之士相聚讲学论政,冀挽时艰,桐城文会并起,讲馆林立,文学声势日益壮大,崇文重教蔚然成风。
20世纪初,桐城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县内有识之士纷纷转向新学,及至20世纪30年代,桐城开始以新文学成就引人注目。新月派诗人方令孺、方玮德在文坛崭露头角。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的朱光潜、方东美在美学、哲学领域独树一帜。其后叶丁易、严耕望、方孝岳、马茂元、舒芜等文史大家各擅所长,成就卓著。当代,张漱菡、陈所巨等以丰厚的创作实绩,承前启后,续写辉煌。
“想过去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看今朝人文重崛起,再度领”。文化桐城,翰墨风香,代有传人,也就有绘不完的美妙画卷,写不尽的锦绣文章。
(作者为安徽省桐城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