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维稳心态”是结构调整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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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出口”和“投资”双轮拉动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之下，尽快通过结构调整成功实现软着陆，已成为中国经济亟需破题的关键所在―3月17日至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其主题即是“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

通过结构调整破解经济困境，已日渐成为我国无奈且紧迫的选择，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底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我国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已经明显失灵。外贸出口大幅受挫，其顺差已从2008年的2954.6亿美元降至2011年的1551.4亿美元，降幅高达47.5%，今年2月份单月贸易逆差更是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之最。与此同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亦已进入收益率与负债率倒置的窘境，2009年启动的投资，直接导致我国当下总额逾2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再以大规模的高铁建设为例，致使我国当下铁路企业负债总额已达2万亿元，但在其负债率高达60%的同时，其资产收益率却不足0.3%，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实际上，回顾历年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我们会发现事关“结构调整”的倡导，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几乎每年均涉及于此且明确程度年甚一年。而如果追溯结构调整在政策层面的全面提出，则早于200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后更被年年提出，迄今已达12年之久。那么，为何早已形成共识的结构调整，却成效不彰或过度变形？特别是近4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没能有效推进，反而呈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这主要缘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缓冲全球金融危机的“维稳心态”。

在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之下，技术创新氛围必难真正形成，新兴优势产业必难真正打造；而在过度依靠行政主导性投资以防止经济大幅下行的“维稳心态”之下，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必然会受到相对扭曲，且其在短期的刺激效应之后，亦必然会形成低效率高负债的窘境。

相对固化的体制以及依附其上的既得利益群体的谋利冲动，是造成这种“路径依赖”和“维稳心态”的深层次因素。在当前相对固化的体制之下，政府与居民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市场的关系，不仅很难平衡，而且极易形成对立。很难想象面对基尼系数过高、民生保障相对欠缺的局面，能够大幅提升内需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很难想象面对过高税负、融资渠道过窄、成本压力大增的局面，企业能够普遍通过创新从而实现传统产业升级；亦很难想象面对政府过于干预市场、资源过于向国企倾斜的局面，市场能够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良币效应”。

打破这种相对固化的体制，才能使结构调整从理念层面的共识，真正变成实践层面的落地。非如此，则结构调整仍将沦为空谈。而如果结构调整缺乏深层次改革的推动，在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之下，民生保障尤其是二次分配改革仍将会缓步慢行，旨在通过内需优化结构调整的愿望仍将是一个伪命题。同样，如果缺乏深层次改革的推动，财政收入仍将竭力通过高税负、高通胀，过度汲取和挤压（或变相）实体经济，则旨在通过产业升级优化结构调整的愿望亦将无法实现。此外，如果缺乏深层次改革的推动，政府职能仍将会执迷于“主导经济”而不“服务经济”，如此市场经济改革不仅难以深化，更可能会进入倒退通道，结构调整更是无从谈起。

在经济已明显下行之当下，必须承认我国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而在阶层分化已日趋严重之当下，亦必须承认我国深层次改革的最佳时机亦已经不再。但是，这不能作为持续“悬而未决”的理由，而应成为倒逼压力的内在紧迫要求。之于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而言，我们更要明确深层次改革是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缺乏深层次改革的结构调整，必将会陷入技术层面转圈的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