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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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关键词 粮食补贴政策；农户；非农就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 F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10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6

众所周知，农业是比较效益低下的弱质性产业，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村大量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对农业发展和国家长期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隐患，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口粮化、兼业化势头。为了鼓励和支持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粮食补贴政策措施，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将对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决策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兼业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产生影响。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1 研究进展

农户非农就业行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从Lee[1]第一次提出用标准的劳动―闲暇模型来解释农户的劳动时间配置行为以来，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文献[2-7]。随着欧美农业补贴水平的提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决策行为与政府农业政策的关联程度逐渐增强，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非农劳动就业行为开始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多数学者研究认为获得政府补贴的农户倾向于减少非农劳动的参与，增加农业劳动时间的投入[8-12]。

国内关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户外出务工和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大多从个人和家庭层面研究农户非农劳动参与和供给的影响因素[13-21]，而尚未充分关注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劳动时间配置行为的影响。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粮食补贴政策不仅将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乃至非农就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为调查研究对象，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非农劳动供给决策行为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就业行为的影响。

2 理论模型

2.1 研究假设

农户劳动时间配置行为模型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在家庭劳动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在各个生产项目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在保证模型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为了简化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定：

第一，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异质性。农户家庭成员在劳动能力、边际产出、消费偏好以及效用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家庭成员具有异质性。本文假定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户主和配偶在劳动时间分配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

第二，劳动时间分配多样化。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包括外出务工）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其中，农业劳动时间是决定家庭农业收入的关键因素，非农业劳动时间是决定家庭非农收入的关键因素，闲暇是决定农户效用大小关键因素。

第三，粮食补贴看作是农户的转移支付收入。粮食补贴是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构成农户家庭的非劳动收入，本文把粮食补贴作为外生变量，放入农户的预算约束条件中。

3.2 计量模型构建

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户主和配偶的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时，普通最小二乘法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这是因为，调查中只能观察到那些参与了非农业劳动的户主和配偶的劳动时间，对于那些没有参与非农业劳动的户主和配偶，他们潜在的非农业劳动时间无法得到，只能将其设为零。因此，以户主和配偶的非农劳动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存在着样本在零点值删失的问题，这样，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估计结果是有偏的。针对这种情况，本研究实证模型采用截取回归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又称为Tobit模型进行估计：

根据标准的Tobit模型，本文构建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供给模型：

H*o,s=Xo,sβo,s+σo,sεo,s

Ho,s=0,若H*o,s≤0

H*o,s,若H*o,s＞0

其中，Ho,s表示户主和配偶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H*o,s表示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潜变量，当H*o,s＞0时，Ho,s=H*o,s，表示实际观察到的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βo,s表示模型待估系数向量；σo,s表示比例参数，目的在于表示出非农劳动供给的似然函数，σo,s与回归系数βo,s

一起被估计得到；εo,s为独立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εo,s～N(0，σ2)。

3.3 变量选取

根据以往文献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研究，本文选择户主和配偶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变量、劳动特征变量以及其他变量（本地非农市场状况、非农就业机会获取）等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些变量对户主和配偶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重点考察粮食补贴政策对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

（1）个人特征变量。选取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手艺技能来代表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变量。一般认为，年龄较轻、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因此，这部分个体越倾向于非农就业，增加非农劳动时间的供给。

（2）家庭特征变量。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越大，需要的农业劳动时间投入也越多，则会相对减少家庭非农就业时间；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劳动以外的可用劳动时间越多，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庭老人和儿童数量越多的农户，意味着家庭负担比较重，户主更倾向于非农就业获得更多的收入用于家庭开支，而配偶则可能更倾向于农业就业，方便照顾家庭。

（3）粮食补贴政策。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的重视和鼓励粮食生产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益水平，激励他们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农业劳动时间投入。

（4）其他变量。其他变量包括非农和务农的劳动报酬之比、非农就业机会获取难易程度等。劳动报酬之比直接关系到收益水平，非农劳动与农业劳动报酬之比越高，户主和配偶可能提供的非农劳动时间也越多。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则农户可能越倾向于非农就业，增加非农劳动时间供给，非农就业机会获取难易程度以家离最近镇中心距离和家中是否有党员和乡村干部来反映。

粮食补贴政策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考虑到补贴政策在操作过程中部分地区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部分地区又与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挂钩，为了消除补贴政策与农户耕地面积之间可能出现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以亩均粮食补贴作为解释变量，2007-2008年样本农户亩均补贴水平为60.88元。

个人特征变量是反映户主和配偶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年限、是否具备某种非农劳动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直观判断认为，户主和配偶的年龄越大，由于身体健康和过重的乡土观念等原因，倾向于选择农业劳动；另外，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具备某种非农劳动技能直接反映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一般受教育年限越高和具备某种非农劳动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就业，因为，非农就业的报酬明显高于农业劳动的报酬，从样本数据来看，户主从事非农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报酬之比均值是2.15，配偶从事非农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报酬之比是1.86。

家庭特征变量也影响着户主和配偶的劳动时间分配决策。家中老人和儿童数量越多，意味着家庭负担比较重，户主可能倾向于非农就业获得更多的收入用于家庭开支，而配偶可能更倾向于农业就业，方便照顾家庭。样本农户中15岁以下的儿童数量平均为0.51人，65岁以上老人数量平均为0.97人；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反映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家庭耕地面积越大，户主和配偶可能将更多的

械操作或经商等方面的技能（2）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发展较好的皖南地区赋值为3，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皖中地区赋值为2，经济发展较差的皖北地区赋值为1。

时间配置于农业，减少非农就业时间，样本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平均为6.40亩。社会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非农就业信息的获取，尤其在农村信息资源相对缺乏，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直接影响着非农就业的机会[22-23]。

地区特征变量是影响家庭非农就业的重要外部决定因素。一些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共基础设施越发达，农户从事非农行业的交易和投入成本越低，有利于家庭参与非农活动。地区特征变量用家距中心市镇的距离和家庭所在的地区来反映，其中家离最近镇中心的距离均值为5.92 km，家庭所在的地区的样本均值为1.95。表明大部分农户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皖中或皖北地区，且不同样本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市场信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3.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家庭时间分配的影响取决于粮食补贴水平的高低，并受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那么，粮食补贴政策对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本文根据安徽省381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Ewiews 5.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函数估计方法，对户主和配偶的非农劳动就业行为，分别进行Tobit模型的实证估计，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Tobit模型分别截断了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为零的样本数据，以及调整后可决系数仅为0.31左右，但似然值分别达到-1 027.05和-400.35，在统计学意义上显示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对基于截面数据的模型估计来说，已是较好的拟合效果。

粮食补贴对户主的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补贴的估计系数为-0.260，并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随着补贴水平的提高，户主将减少非农劳动时间的供给；但对配偶的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影响并不显著，虽然估计系数为-0.039，与先验判断方向一致，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由于配偶的劳动时间分配更多的是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反应不是很敏感。

家庭特征变量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其中，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显示出明显的负面效应，这表明，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民的非农劳动投入虽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老人数量对户主的非农就业行为不仅没有任何的负向影响，反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农民在非农就业决策中更加重视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在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情况下，65岁以上老人也作为劳动力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和儿童照料责任；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家庭上年人均收入对其非农就业行为却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户在劳动就业决策中存在相当明显的

劳动致富心理。

劳动报酬之比对户主和配偶非农劳动时间供给有显著正影响，且分别通过1%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劳动比较报酬差异的扩大将进一步激励农户从事非农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另外，农民家庭拥有村干部和党员等显示社会政治地位的成员对家庭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家中有党员或村干部的家庭，非农就业信息和机会获取相对较容易，有利于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

从个人特征变量来看，受教育年限和非农劳动技能对户主非农就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这些人力资本因素却没有显著影响配偶的非农就业行为，这说明，配偶在寻求非农劳动就业机会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从属于户主的劳动就业行为。此外，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对男性和女性的非农劳动时间都不具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民在从事非农就业活动中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户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理论模型，并利用粮食主产区安徽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显著负面效应，随着粮食补贴水平的提高，农户将减少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分配更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这表明，政府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上面的研究结论可知，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因素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如果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是将农户留在土地上，刺激农业生产并提高粮食产量，那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正在向着这一预期目标行进；如果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通过转移支付，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粮食补贴对非农劳动供给的负面效应将使这一政策目标出现背离，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Lee J E. Allocating Farm Resources Between Farm and Nonfarm Uses ［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5, 47(1): 83-92.

［2］Huffman W E. Farm and Offfarm Work Decision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0,62(1): 14-23.

［3］Lopez R E. Estimating Labor Supply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of Selfemployed Farm Producer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4,24(1): 61-82.

［4］Gould B W, Saupe W E. Offfarm Labour Market Entry and Exit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9,71(4): 960-969.

［5］Lass D A, Gempesaw C W. The Supply of Offfarm Labor: a Random Coefficients Approach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2,74(2): 400-411.

［6］Kilkenny M. Rural/urban Effects of Terminating Farm Subsid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3,75(4): 968-980.

［7］Kimhi A. Participation of Farm Owners in Farm and Offfarm Work Including the Option of Fulltime Offfarm Work［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4,45(2): 232-239.

［8］Mishra A K , Goodwin B K. Farm Income Variability and Supply Of Offfarm Labor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7,79(3): 880-887.

［9］Keeney M.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Direct Payments on Irish Farm Income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51(2): 252-263.

［10］ElOsta H S, Ahearn M C, Mishra A K. Implications of ‘Decoupled’ Payments for Farm and Offfarm Labor Allocatio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Where are We Heading? 2003, Capri(Italy),June 23-26.

［11］ElOsta H S, Mishra A K, Ahearn M C. Labor Supply by Farm Operators Under ‘Decoupled’ Farm Program Payments［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 2004，(2): 367-385.

［12］Ahearn M C, ElOsta H S, Dewbre J. The Impact of Coupled and Decoupled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Offfarm Labor Participation of U.S. Farm Operator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88(2): 393-408.

［13］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 经济研究,1997,(2):37-42.［Zhao Yaohui.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997,(2):37-42.］

［14］都阳. 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1,(1): 46-50.［ Du Yang. Risk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Nonfarm Labor Suppl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oor Rural Areas［J］. Quantitative & Technica Economics, 2001,(1): 46-50.］

［15］朱农.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02,(5):10-17.［Zhu Nong.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02,(5):10-17.］

［16］严善平. 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的收入决定与就业选择―对6省7县634户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J］. 管理世界, 2005,(1): 59-69.［Yan Shangping. The Fixing of Farmers Amount of Income and Different Choices in Employment［J］. Management World, 2005,(1): 59-69.］

［17］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 经济研究，2006,(4): 68-78. ［Cheng Mingwang, Shi Qinghua,Yang Jianxia. From Malthus to Solow: An Explanation for the Motivation and Obstacles Effecting Farmer Labor Emigr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6,(4): 68-78.］

［18］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7,(3): 2-15.［ Sheng Laiyu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J］. China Rural Survey, 2007,(3): 2-15.］

［19］句芳,高明华,张正河. 中原地区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298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3):57-64.［Ju Fang,Gao Minghua, Zhang Zhenghe.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fffarm Labor Time in Central Plains Farmers：Based on 298 Household Survey in Henan Province［J］.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8,(3):57-64.］

［20］辛岭,蒋和平.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1006个农村劳动力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6): 19-25.［XinLing, Jiang Hepi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Based on the Survey of 1006 Rural Labor Force in Sichuan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09,(6): 19-25.］

［21］汪伟.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分析: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3):45-34.［ Wang Wei. Analysis of Peasant Couples’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ecisions: A Case Study on Shandong Province［J］.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3):45-34.］

［22］Quester A, Green W. A State Preference Approach to Wives Labor Supply［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82, 63(2):16-27.

［23］王文信,徐云.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08,(1):85-90.［Wang Wenxin, XuYu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A Survey in Anhui Fuyang Rural Areas［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8,(1):85-90.］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Subsidy Policies and Farmer’s Behavio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U Liancui1 LIU Tongy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Linan Zhejiang 311300,China;

2.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23, China）

Abstract Grain subsidy policies aimed at improving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nd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and family income. With increasing the inputs of grain subsidy year after year, greatly improving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nd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labor time is likely to be adjusted. This paper firstly constructs theoretical model of farmers’ behavior in allocating labor time with grain subsidy embedded in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rain subsidy policies on farmer’s behavio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n using Tobit model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Anhui Province, the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s of grain subsidy policies on family offfarm labor sup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in subsidy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mily offfarm labor supply; to some extent, it thus helps to improve famers’ enthusiasm for engaging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However, in the case of agricultural internal wage lower than the nonagricultural equilibrium wage, the negative effect on family income induced by the change of subsidy policies on farmer’s behavior of employment will exceed the current level of transfer payments. If the grain subsidy policies designed to stabilize or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us the current subsidy policies require fundamental adjustment.

Key words grain subsidy policy; household; behavio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