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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处挖掘“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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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都市报记者平时采访工作中更多接触到的都是寻常巷陌里的平民百姓,甚至是正在困境与厄运抗争的不幸平民。都市报既然是办给老百姓看的,当然就要反映他们的喜怒衰乐,关注他们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还有他们在生存之外的其他方面需求。那么,以什么样的视角切入普通人的寻常生活,搜捡出与众不同的素材,从“小人物”身上发掘吸引读者且能震憾人的“大文章”呢?笔者将结合一些采访事例中加以论述。

【关键词】新闻采访 视角 小人物 大文章

赵海燕是安徽池州市乡村小学老师,这位美丽姑娘才26岁就不幸患了骨癌。她一边治疗,一边坚持上课,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一位学生家长主动联系了报社,本意是求助报社呼吁,帮帮这位善良的乡村女教师。《新安晚报》记者孙晨与彭玲到了池州那所乡村小学,跟随赵海燕生活了两天,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刊发了。这篇报道引起读者关注,捐款让她得以住院治疗。

两位女记者把赵海燕当成姐妹待,经常联系,及时关注她的病情与生活,还有情感。其中,赵海燕生命最后阶段遇到的三个男人,都与两个女记者密不可分。

第一个男人是个骗子。在社会各界援手赵海燕期间有一段小插曲,一个男人跑到医院,当场打电话让朋友来医院捐助,借口手机没电了,借赵海燕手机出去打,竟跑得不见人影。可恶的是他用赵的手机号,在外以赵的名义向熟人要钱。她获悉真实情况后,委屈得流泪。两位女记者义愤填膺,再次赶赴池州深入调查,并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很快逮住了行骗者,处以劳教。

第二个男人是京城的一位博导,一位非常富有爱心的高级知识分子。赵海燕经历过骗子一刧,原本病重体弱的她病情更加重了。为了帮助她度过难关,两位女记者多方牵线联系到北京一位博导,博导称要帮助海燕。临近春节,天寒地冻,两个女记者找车子把赵海燕接到省城住院,她家里没有人跟随来陪侍,两女记者轮流帮她跑前忙后的。最艰难时,北京那位博导坐火车赶来合肥,并且带来5万元现金,给赵海燕治病。

令她想不到的是,春节过后,第三个男人出现了。在浙江务工的安徽籍一青年从报上得知赵的事情后,连续给她写信,频繁打来电话,表示关心,陆续寄来了钱与药。他几次从杭州到池州来陪伴她,帮她料理生活,表示要陪伴她一起生活。赵海燕求助到两位女记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两个女记者多次与这个男青年接触交流,当他提出要带海燕到杭州,好一边做事一边照顾她时。她们问这个青年:“你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个男人很倔犟的点点头,说:“明白”。春暖花开,病情稍好的赵海燕告诉她们,自己要在杭州当新娘了。孙晨与彭玲赶赴西子湖畔,与那位专程从北京赶到的博导共同见证了这场特殊的婚礼。女记者当证婚人,博导做主婚人,穿上婚纱的赵海燕幸福的被新郎牵着走上了红地毯。

两位女记者在一年多光阴里,行程几千公里,连续报道这位与疾病抗争的乡村女教师,人物命运一波三折,她们从“小”处着手深入跟踪,把主人公当亲人,自然会写出动人心魄的好新闻。

“永远怀着同情心去写新闻”,这是三次被提名普利策奖的美国名教授马丁对学生说的话。其实,作为都市报记者,光有同情心是远不够的,更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那些身陷命运泥淖,从未放弃过对明天的美好向往,而且一直不放弃,一直在努力,与命运抗争的人,他们的身躯也许是残缺的,但是他们从生命海洋深处溢出来的那份笑容,那份从容与坚毅,远非我们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我们面对他们是没有资格去施舍同情的,有的只能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们那种生命状态的敬仰!

这是桩不幸的事情,记者采访情景一直让人难以忘记。一个幼儿园校车的司机早晨接孩子到园里后,以为孩子们都下车了,顺手把车门锁上,走了,当时正值大热天。下午司机再打开车门时,发现丢在车上的一个三岁男孩死了。小孩是被闷在车厢里活活热死的。《新安晚报》记者彭玲与向凯去采访,很晚了还没回报社,笔者当时在报社主持新闻版面,编辑急等这则新闻上版。打电话找他们。彭玲接听电话时,笔者分明听到电话里传出许多人的哭声。她小声说,“我在小孩子家里,好伤心”。她悄悄告诉我,这个三岁男孩子的父亲一直守着孩子的遗体,双手不停地抚摸着仿佛睡熟了的儿子,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他跟彭玲说,‘我不哭,我的儿子就像睡着了一样,我一哭出来,儿子就没了’”。

是的,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景,尊重生命,远比采访更重要!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在地震后到都江堰小学采访,两具小孩的遗体,一个男人在用手机拍那小孩的脸,他很愤怒,刚要说他,旁边救援人员说,这是他儿子。男人面无表情,他拍照后,用一床薄被子把孩子裹起来,把儿子抱到20米外的摩托车上,突然,他大哭起来。贺延光说,再好的照片也不可以超过人的生命。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安全第一,现场意外经常发生,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二是要尊重别人,尊重生命,这点特别重要。

人生是次奇妙的长途旅行,行程中注定会有风霜雨雪,每个人都注定要承载许多重负,无论你愿不愿意,甘不甘心。杨绛晚年写出《我们仨》,女儿阿瑗去世了,钟书也去世了。我们三人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她还说自己是新时代的文盲,对于网络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普通人做着普通事,哪怕是一辈子普通,同样也是生命在旅行,在寂寞的行程中或许同样精彩。

大狼狗咬伤了打工仔的“命根子”,无钱医治,狼狗的主人拒付医药费。记者费尽周折追寻到打工仔,陪他一起去养狗的饭店向老板讨公道。

饭店里走出一个女人指着我们叫,“少在这里啰嗦,滚”。饭店里出来了几个壮汉,叉腰瞪眼看着我们,那条黑狗更凶的狂叫。

笔者回报社将这小伙子被狗咬的事写成稿子,编辑以“恶狗要打工仔命根子”为题,连续跟踪报道。一时间,各界都非常关心这个小伙子。有位大学女教师给他捐了1000元,还有个上海女人主动找来捐2000元。饭店老板见状,也主动表示愿承担小伙子的医疗费。

当时有位记者为此事写了一题为《 记者,我为你自豪》的文章,称,“假如没有这种视百姓为父母的关爱之心,饱含对弱势人群的深切关注,又怎能采写出让广大读者牵肠挂肚的好新闻呢?

有人说,当你看到记者时,他和新闻在纸上,而当你看不到记者时,他和新闻在路上!记者永远都是在路上的人,只要他身上还背负着党的重托,背负着百姓的希望,那么不管路有多难,他就要一直走下去!”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在他92岁时写了篇《值得感念的岁月》文章,自述25岁入北大,当时是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北大讲授印度佛教,他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文中指出,人生在世总有三个问题要面对,人与物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时出版六本书,序言中写道,“我们关注新闻,他人的际遇和命运牵动着我们的心弦,他人的波折与悲欢唤起我们内心的波澜。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在根本上血肉相连,为弱势者张目,让无力者前行,不仅是出于情感的义愤,更是新闻人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和自我救赎。

这个时代未免太过戏剧化了,真实事件的离奇莫测与匪夷所思,大大超出了当代作家的想象力与虚构能力,因此新闻报道往往比小说更加吊诡、更加震撼。当然,更多的时候,苦难与丑恶太过密集,我们也会宁愿闭上眼睛。媒体报道永远会令人们洞开心扉,绝非只是展示苦难,发泄情绪,它寻找的是抵达彼岸的路径。努力恢复新闻的本真概念和核心价值,并严肃地维护着新闻的尊严。”

记者,永远在路上。记者与时代同步,与百姓同行,植根在生活的沃土里,足行千里,笔书万卷,才是一个受读者欢迎喜爱的记者。

(作者单位:新安晚报社)

责编:刘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