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很疲惫,很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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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艾滋孤儿就是和时间赛跑。杜聪找不到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只好自己来做。谈起现状，杜聪用近似呢喃的声音说，“我们就像水鸭，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水下其实在拼命地划！”他双手做个划水的动作，笑得无可奈何。

11月17日，深夜2点，在智行基金会郑州办公室里，七八个大学生累得趴在桌上瞌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一脸疲态，而智行基金会的创办人杜聪仍在面试。

他一边翻看学生的资料，一边与学生交谈。头天晚上到达郑州后，杜聪连夜面试申请智行资助的大学生，连续三天晚上超过2点才结束工作。郑州办公室主任小雷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曾经有一次，杜聪实在扛不住，就问小雷：“我能睡五分钟吗？”得到许可后，趴在桌子上很快睡着了。时间过去十几分钟，小雷不忍叫醒他，但很多工作仍未完成，让他十分纠结。

面试是杜聪此行最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大学生向智行申请资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挨个去家访，采集第一手资料。学生需要提供父母HIV感染证明、户口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证等资料，并接受杜聪一对一面试。

一对一面试就是一个5-10分钟的交谈。一方面，大学生资助费用动辄上千，杜聪需要核实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资助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另一方面，这是一个与学生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寥寥数语，杜聪便把智行的关怀和温暖送达学生心里。

他很疲惫，也很喜悦，十年前的他还在担心这些孩子是否能存活下来，如今，他们都已经上大学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原地区不少人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2000年前后，经过近十年的潜伏期，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艾滋病发病情况。2002年，杜聪初涉中原，被眼前的灾难震惊，从此走上救助艾滋孤儿的漫漫长路。

我不入，谁入？

1967年杜聪出生于香港，小学至初中就读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1982年随父母移民美国，高中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金融专业，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获得硕士学位。一度，杜聪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他也做到了——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而立之年，智商160多的杜聪已然成为香港中环的金融精英。

如果不是2002年的那次中原考察，今天的杜聪或许是在金融界顺风顺水、左右逢源的“大温拿”（Winner）。

但那次河南上蔡的艾滋病村考察，让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弯。

杜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访的情景——跑了好几个村庄，其中一个村内的一个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却病危的病人，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风烛残年般的日子。”

目睹人间惨境，一行五个男子汉无不落泪。

连续几日的家庭访问，让他体会到艾滋病在当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他逐渐体谅并同情当地政府的处境，“一个小小的地方县政府在极度缺乏资源的环境下照顾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口，以及其他因艾滋病造成的种种问题，实在艰难。”

早在1998年，智行基金会就在杜聪和几个朋友的张罗下成立了，当时只是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做预防工作。那时，杜聪的想法很简单，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做义工帮助艾滋病人。但中原之行，却让他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时间之紧迫，“艾滋病人在缺乏药物的情况下，也许不会生存很久，但是他们遗留于世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艾滋病，还要在社会上生存数十年。如果他们现在得不到照顾，在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下成长，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群可能数以百万计的艾滋孤儿，将来长大后，流落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亲无故，很有可能会学坏，成为流氓，沦为社会的害群之马，在未来数十年贻害社会，造成社会的种种不稳定。”

每次到农村探访，他说自己心灵上的伤害就会多一点。有时候他会在凌晨时分突然睡醒，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

救助艾滋孤儿是和时间赛跑的事情，但是，杜聪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只好自己来做。他说：“这个人间惨境，我不入，谁入？”

渡世遗孤

每个孤儿背后都有一段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

面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群体，杜聪急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救助。

他曾设想分散领养或助养，但一来孩子的身份不便公开，二来需要民政部门协助，三来领养家庭很难找到。他也想过设计孤儿院，集中救助，但建院耗费时日，办学也需要经验。最关键的是，孩子难以完成社会化过程，日后更难以融入社会。

根据以往的助学经验，杜聪先定下标准，将救助对象设为父母任何一方有艾滋病或已死于艾滋病的孩子，帮助方向为助学，以村为单位，逐村铺开。为避免孩子之间为了争取有限的受助名额而斗穷斗惨斗可怜，甚至从小养成乞丐心态，他决定凡是符合以上客观条件的孩子都能在不需要申请的情况下得到帮助，尽量达到“无相报施”。为了避免善款被挪作他用，杜聪也坚持把善款直接交给当地的学校给学生交学费。

政府对防治艾滋病的政策和态度开始转变。2004年2月，国务院在1996年建立的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2001年起，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每年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并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套。

随着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推出，孤儿得以免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基本生存问题渐渐解决，智行基金会开始扩大力度资助高中生和大学生。有些18岁以上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的机会，或不想读书，智行基金会则开展职业培训，介绍他们到外面工作。

但是，救助工作中的难点在于心理治疗。

得益于杜聪的生活经历，智行的助学活动慢慢充实了很多互助自救的理念。“在美国做公益，就有‘社群互助自救’的理念，在项目设计中加入了很多互助自救的环节。在一开始救助孩子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当时孩子们都还小，没有条件。”杜聪解释。

每年暑假会挑选一些成绩优秀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参加夏令营，到北京、上海、广州，让他们开阔眼界，增加对生活的希望。夏令营也带这些受助孩子去做公益，更重要的是，智行还为资助的大学生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为智行工作，来帮助更多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

2005年暑假，只有两个大学生参加暑期实习，到了2007年，愿意回乡实习的大学生超过了30名。

截至今年6月，智行资助的大学生已经达到1200多人，其中在读学生600多人，毕业生600多人。从2002年到现在，10年时间智行累计帮助了14000个孩子，其中有1200多个学生升上了大学。

杜聪说，“如果有一天把智行基金会资助过的孩子聚在一起，可能要50个宴会厅才能容下。哇！其实我们已经帮助过很多人了！”

要撑下去

面试结束的下午，智行基金会举办了一个迎新联谊会，请来获资助的老生和新生共聚一堂，在饭店里摆下了五桌酒席。天花板上挂着五彩缤纷的气球，学生进来之后互相寒暄，即使不认识也聊得很投缘。

在杜聪的建议下，工作人员玩了一个名为“非诚勿扰”的节目，分别抽取5名单身男女青年进行现场配对，牵手成功就有小礼物。他知道，在一些被污名化的村子，受艾滋病影响的男孩很难找到对象。

大一的新生对师姐表白，牵手成功，全场起哄。唯有杜聪，倚在墙上，一只手高举着摄像机在录像，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切，静静地笑。最后一个节目，一个女生清唱《妈妈的吻》。她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高举着拳头，大声而激动地说：“我终于要毕业了！我终于要工作了！我终于可以挣钱了！我终于可以回报智行和社会了！”

杜聪来不及和他们说更多的话，连夜赶往周口做家访，并看望环保袋工厂的工人们。他的包里多装了一瓶学生送的折纸玫瑰花和瓶塞刻成的爱心印章。在路上，他用iPad或手机上网、写邮件，没有一刻空闲，饿了就扯面包咬几口。

环保袋工厂是2010年（该项目2009年年底启动，2010年工厂建成）才成立的，杜聪让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到这里加工环保袋，挣一点生活费。去之前，他提醒我们：“等一下你们不要当场买环保袋，家访的时候也不要给钱，这样会让他们很没尊严的。你来我家里带点水果我们很欢迎，但是你来我家还给钱，又不是去动物园看熊猫。”

环保袋工厂建在村里，杜聪希望这些女工下班之后步行就能回家做饭。看到杜聪，七八位刚吃完午饭的妇女都起身向他问好，他问女工们吃饭了没，向她们保证会拉来更多订单。一位40多岁的女工告诉记者，10月份只做了10天工，没有订单，生意稀薄得很，没订单的时候就在家种地。一般来说，一个环保袋的工钱是7-8毛钱，一天只能做四五十个。一个鞋袋的工钱是1.3毛，一天能做三四百个。

杜聪用高昂的语气对她们说：“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带来更多订单的！”

就在几天前，他在深夜发了一条微博：“今晚，本来是开心的日子，却情绪低落。只想抱住一个人睡觉，却要独守空帷。人生苦短，为了智行，为了孩子，却要支撑下去。我每天不断发短信，鼓励智行基金会的员工、义工，资助学生不要放弃自己，要撑下去。可是，谁会来鼓励我撑下去？我累了，有谁知道？”

他配了一张图片，图片上的杜聪坐在一辆覆盖着彩棚布的三轮车后，全身蜷缩，眉头紧锁。

他相信公益未来的方向是社会企业，但智行第一个社会企业正遭遇严峻的考验。和法国雅高酒店集团签订的协议将于明年到期，今年雅高相关部门人事变动，导致智行环保袋订单迟迟无法签下。而且，在智行资助的孩子当中，还有500多个感染者随时可能发病离开人世。杜聪很难受。

杜聪用他近似呢喃的声音说，“我们就像水鸭，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水下其实在拼命地划！”他双手做了个划水的动作，笑得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