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与《定风波》之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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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和《定风波》两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的代表作品，其中所透露出的情感变化呈现了苏轼的心路历程。而对这两首词的横向比较能让学生较为鲜明地看出苏轼思想的转变，情感的释放以及诗词风格的稳定与成熟。
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变化
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卜算子》就是他初至黄州寄居在定惠院时月夜感兴之作。到黄州之初，因罪废，他灰心杜口，谢绝交往。又由于牵连甚广，这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彼此音问，一时尽绝，苏轼不能不深怀幽居离索的内心隐衷。在《卜算子》中，作者描写了一只深夜徘徊于天，“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通过它塑造了一个孤独寂寞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形象，是他贬谪生活中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苏轼在前期一直是积极入世的，他少年得志后平步青云，本身又文笔非凡，辩才出众；而在“乌台诗案”时期，他的境遇一落千里，前一日还在兢兢战战想着怎样赴死，后一日便又被皇帝开恩贬谪到黄州，人生的遭遇很离奇，这对他内心有极大的摧残，所以我们看到了《卜算子》中孤独失意的“幽人”，在“漏断人初静”时咀嚼着无人可解的“恨”与哀伤。
而黄州团练副使，只是个虚职，没有官俸，为糊口苏轼只得开荒种田，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得其乐，取雅号“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满足。元丰五年三月，也就是他被贬黄州两年之后，东坡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杖藜徐步，心定气闲，并引以为乐，写下了《定风波》一词。
《定风波》塑造了一个雨中吟啸徐行、不畏艰难、镇定从容、旷达乐观的形象。这首词虽然是因一次道中遇雨的偶发小事而作，却表现了一种难得的轻松，一种高居于现实苦难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傲人生的乐观豪放，这正是苏轼后半生应世态度的写照。“回首向来潇洒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政治上的浮沉起落，人生的荣辱逆顺，在苏轼的心中早已泯然一物，平和泰然的内心让身处逆境的苏轼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苏轼家人大多信佛，可以说苏轼自幼便受佛教思想的浸润；被贬黄州后，与住于庐山的佛印禅师常相往来，两人吟诗唱和，参谒佛理。从《定风波》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佛法对苏轼的影响，他写自己在雨中洒脱安然的态度，实际上暗示了面对人生际遇的风雨飘摇，能够处之泰然。料峭的春风，让人更加清醒，“山头斜照”给了他淡淡的喜悦，却不知，在经历了山路上气候变化莫测的洗礼后，作者内心始终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能把“风雨”和“晴”反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在心中等同视之，面对世事宠辱不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词风的成熟演变
虽然苏轼诗词一直被归为豪放一派，但总体上苏轼诗词是风格多样的。在题材、立意、语言、境界等方面苏轼全面开拓了词的表现世界，且有时这种拓展是有意而为之的。他在《与鲜于骏》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
在被贬黄州之前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中，苏轼突破了晚唐以来的香软词风，洗尽软媚少骨的的儿女情，表现出刚强雄健、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这一时期是苏词的发展期，词风在豪放之中不失细腻真切的情感。而“乌台诗案”成了苏轼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在地理环境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也越趋于独立不群。这使他诗词的思想感情和风格再次转变。贬谪黄州，使苏词的风格进入了一种更加纯熟的境地。
《卜算子》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心情与处境的写照，用比兴之法，借孤鸿衬托，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它的艺术很高妙。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其抒情吞吐含蓄，深刻体现了传统诗词婉约深美的特点。
而佛老思想的浓厚使被贬黄州的苏轼心境变得超然物外，旷达自适，而苏词的格调也渐渐由豪放转为旷达，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更加洒脱自如，在意蕴上更能显示出对社会，对人生的透彻静观。《定风波》便是代表作。 这首词表面是写沙湖道中遭雨，实则展示了词人洒脱不羁的性格和旷达的胸襟气度。“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简洁鲜明地刻画了词人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对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通过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生活的道路中，在仕宦的起落中，苏轼总是保持着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着对生命的美好的追求。他把这种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写入词中，词不再说“愁”而是言“志”，言旷达不俗之志。随之苏轼又创作了前后《赤壁赋》，旷达超然的情怀表现的更加鲜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词旷”，这是很有见地的的话。苏轼在经历了多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已把自己对自然的和社会的独特认识、乐观豁达的个性及飘荡流离的遭遇、入世与出世的挣扎和儒释道相融的思想化入词中，因而在“豪”之外，更有一番“旷”中的魅力。《定风波》于苏轼，可谓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