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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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保住中国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良性成果？抑制权力垄断侵蚀执政党的肌体健康，才能具备能力和威信引领法制建设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本研究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机器的演变和发展的书，在中国冷寂多年少人知晓，却突然于2012年底在中国大热并火爆至今，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重重。肤浅改革已经用功过度，疗效尽失，而刮骨式的深层改革受阻碍而无法进行，深层改革共识破裂的风险仍很高，错失最佳深层改革机遇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让暴力革命的担心又多了起来。

缘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而形成权力运行无边界，以“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民间利益、干预民间经济微观活动，不仅造成广泛寻租的腐败猖獗和不正当贫富差距拉大，而且严重扼杀了经济创造动力和法制社会构造。

利益集团谋求私利，产生对应不良社会示范递延，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必然反应，民众开始寻求自私自保的利益聚合，并逐渐失去对改革的耐心等待，不同观点理锋被谩骂污蔑所替代，群体间仇恨情绪引发侵犯欲望上升。

与之对应的是，抗拒不公待遇的此起彼伏在各地爆发，官方为此大伤脑筋和采取了代价高昂的“维稳”，但这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要长治久安，必须对症下药疏导而不是强堵。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种独特信号，高层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分裂和官民对抗的潜在危机，既是对执政党的警示，也是对社会的告诫，同样不乏治理借鉴深意。

稳定执政党地位和避免出现“政息人亡”，就必须不断地自我革命，解决法制监督官员和执政为民的推动问题，这不仅需要继续坚定推进经济市场化，还必须配套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避免中国式暴力大革命的唯一途径。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雅各宾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中已有过充分表现，制度良性转换往往被恶性引导所战胜。

像中国这样经历长期专制主义的国家，存在诸多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大革命不是法国大革命，中国专制旧制度虽然形式上已经消亡，但封建观念实际上仍然对中国荼毒甚广。

法国大革命中“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革命最前列”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制衡专权和改良自清，长期受到抑制并缺乏通道，和皇帝更迭反成历史常态。中国封建领主制度结束后的思想多元化，一再被强大的专制皇权封杀，而法国却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繁衍环境，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摧残，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坚守程序正义和真理至上者已成社会稀缺。即便是改革开放30多年，早期的思想启蒙和解放已经被中后期的功利主义所替代。

在托克维尔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法国同样诞生过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其经验时曾反复申论，最重要的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斯大林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尽管曾尖锐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后来者又或多或少地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以“人民政权”和“人民公意”名义，不讲法制程序剥夺个体人权以及消灭个体自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和遗留危害是巨大的。

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保住中国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良性成果？抑制权力垄断侵蚀执政党的肌体健康，才能具备能力和威信引领法制建设。

托克维尔强调 “公民社会”的极端重要，同样适用当下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提之一，就是防范权力垄断导致社会专制。单纯相信执政党可以驾驭深层改革实现既定目标只能是一极，但依靠自律来脱出“无限权力必然犯严重错误”的窠臼，本身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放开管制让民间思想和民间监督力量发展壮大，通过启蒙明辨是非和尊崇真理，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党和政府互动互约，这是保障国家良性运行所必须的另一极。

钟书峰先生藉由法文原典重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版本，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参考。之前他已翻译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作，译笔颇受学界好评。

我们无法奢求《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现“内行看门道”的大众效应，也不须事事拿法国大革命生搬硬套对应中国细节，重要的是，以此书的畅销热读为契机，能够衍生出更深刻更持久的思考力量，以史为鉴，上下敬畏，走出防范革命而又拖延深层改革的怪圈。对此，我们仍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