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SOS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温州SOS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

令胡福林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成为整个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案例。”

胡福林“跑路”传闻起于9月21日 ，当时，一则关于温州最大眼睛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欠款出逃美国的消息出现在网络上，该消息在微博上被网民迅速转发评论。随后几天，“跑路”名单被放大化，一时间，温州之城，岌岌可危。民间信贷危机正朝着中国式次贷危机转变。

其实，早在年初至4月份就有温州老板跑路的现象，但许多人都未曾在意。因为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

同样的在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为自从温州经济发达之日起，高利贷就如影随形。在许多当地人眼中，没有高利贷就没有温州的经济。

温州危机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在温州本土的一些网络论坛上，传播着一位“永强金融风暴名单”。从该份名单来看，受王晓东（此人为“老高”，民间高利贷从业人员）放贷牵连的“老高”不仅仅涉及下游“老高”，更有政府官员、机关工作人员等。

“虽然论坛上的名单比较含糊，但是基本情况还是属实的”。一位担保人士表示。此人认为，名单所列仅为冰山一角，很多受牵连的“老高”仍在“死撑”。

据了解，王晓东以项目 投资为由，向下家募集资金，并约定2-3分月息，初始，王晓冬的募集对象是亲戚朋友，之后，范围扩大到下游老高。

2011年8月前后，王晓冬突然间被温州街头所热议，因为放贷资金收不回，王晓东的资金链条趋于断裂，并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危机。

“总金额达到17亿元，其有十余家担保公司和企业受王晓东放贷牵连，牵涉上千人。”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出现资金断裂的“老高”并非只有王晓东一人。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了解，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戴着镣铐跳舞

民间贷款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当中小企业遭遇钱荒时，民间贷款就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让其起死回生，同时，其高利率也是一剂毒药，用量过度必将毒发身亡。不可否认，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而在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到了该地区GDP总值的三分之一。这让许多专家断言，全国性的民间借贷风险一触即发，或将大爆发于今年底。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表示，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

政策转向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

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民间高利贷与商业银行间的灰色交易，温州金融监管当局曾一度出手，试图斩断其通道。

自7月初王晓东的资金传销崩盘之后，温州各家银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指令，一方面为己身的信贷安全，对王晓东的投资公司所在地――龙湾区永强镇展开排查。

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永强始终是高利贷最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银行停掉了龙湾区、瑞安市的对公贷款，特别是对永强镇的贷款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建行温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公业务是此番资金链断裂的重灾区。由于贷款流向监管薄弱，银行考虑到高利贷风险，为避免对公贷款窟窿越来越大，不得已而拒贷。

截至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这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状况不乐观，但同时，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随着老板资金断裂而纷纷跑路，温州金融监管者的态度遂产生180度的转变。

在9月29日出台救急措施的同时，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从现在起，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同时，不得强制贷款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企业贷款挂钩，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而在温州市政府对银行业的“禁令”出台之前的一年内，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被银行业的各种“苛捐杂税”所迫，付出实际利率在12％－18％之间。其中，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邮储银行温州分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温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行长陈光龙表示，将积极向上级行进行规模申请，已向省行提出在现有信贷规划的基础上，年底再增加5亿元的信贷规模。

换言之，9月下旬之后，温州银行业机构将一改过去21个月内“以价补量”的思路，转为“以量补量”。

而温州市政府已派出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实地督导银行运作。

制度解药

尽管救急措施频出，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根本解药仍在制度层面。

9月29日凌晨，张震宇在一份起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7月7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提升为3.5％和6.56％，同时，活期存款利率被确定为0.5％。7月当月的CPI涨幅则为6.5％，实际负利率利差仍高达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一路飙升。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阶段性高位。

据了解，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远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普遍已上涨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月息已高达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60％－72％）。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轮宏观政策调整，被外界视为加剧中国金融痼疾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银行信贷规模在2009年同比增长三成，达9.7万亿元，次年再增两成，“合计五成的新增信贷资金也要寻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表示。

在那场信贷盛宴中，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企获得天量贷款，以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为例，其所获2万亿元信贷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铁道部获得天量信贷的关口，有抵押的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10％，无抵押年利率则在30％－40％，而国企信贷资金价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报率开始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进一步放大。

紧接着央行启动新一轮总量紧缩的调控，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创纪录的21.5％；同期，央行还5次加息，通过价格控制产能扩张。银行放贷规模明显缩减。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撰文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

另外，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张震宇表示，温州市政府初步决定设立市县二级“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将寄售行、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此前，这些实际上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长期“独立”于“一行三会”之外。

除了监管扩容，温州还建议中央要“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开展民间金融组织试点”，以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其核心要义是开放目前仍属垄断的金融服务市场，措施包括扩大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此前，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中，“分管经信委的副主任已经跑了五六趟北京，但一直没批下来”。

而包括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胃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们认为，应放松金融管制，给予民间资金合理合法的出口，并逐步消除利率双轨。为此他们呼吁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允许符合条件的私人办理银行业务。

张茉楠认为，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向总行递交报告，要求批准在温州施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然而，报告呈上之后，尚无回音。

温州人行副行长周松山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难关重重，远非央行可自行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企的超低利率、国有商业银行高达3个百分点的存贷利差是幕后阻力。

但当地人行坚持认为：温州国企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正是拆除利率双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有人甚至建议，处于危机之中的温州，或许可以借试点利率并轨而逐步走出困境，进而为更大范围拆除利率双轨探路试水。